轉載自“中信出版”

這次《十三邀》的對談里，許知遠跟隨梁鴻老師一起回到梁莊過春節，走訪生活在梁莊里的活生生的人們。整集片子在冬日的鄉野間徐徐展開，穿過街巷、集市、鄰里、墓園，最后落在標題里的那句話上：“當你開始凝視，人又變得鮮活”。

阿信昨晚第一時間熬夜看完，梁鴻老師站在梁莊的土地上談梁莊，那種復雜的情感、細膩的洞察，足以讓我們感同身受！

走進梁莊

許知遠在梁莊的第一天，是從一頓飯開始的。

梁鴻的哥哥、姐姐，還有她童年時的好伙伴，在鎮上的一家飯館里為梁鴻和許知遠接風洗塵。

眾人圍坐，冒著熱氣的菜肴一道道上來，樸實而豐盛。大家操著河南鄉音，你一言我一語，氣氛歡快又溫暖。

這是《十三邀》多年來少見的場景。以往，許知遠和嘉賓大多是在繁華都市里會面，喝喝咖啡，對坐談天，環境只是一個為對談而存在的“背景”。但這一次，環境卻一躍成為“主題”：它有自己的言語、風俗、禮節，有自己的結構、情緒、歷史。連梁鴻本人都表示，她在外多年，每次回到家，面對桌上的禮數，自己“啥也不懂，跟著笑就行”。

飯后，一行人繼續向梁莊腹地駛去。車窗外掠過平坦廣袤的田野，掠過屋舍和廠房。許知遠看到，田野上矗立著巨大的風力發電機，也矗立著一座座墳塋，旁邊種著三兩棵松柏，由近及遠，星星點點。

一種過去與當下的交織感，漸漸朝他襲來。

他說：“昨天我在讀梁鴻的資料時有種感覺，過去鄉村各種的生活習慣，其實是在二十年的城市化、工業化浪潮中慢慢消失了，但你看她的書寫，其實是保存了那個地方很多的情感、很多的記憶，人和人的關系。她的寫作其實是跟這種變化完全相反的。

“我們最終能夠擁有的東西其實是很少的，就是經過你的情感和思想消化的東西，就是你真摯的體驗，其他都是幻象，都是腳底踩的流沙。所以我更覺得現場重要，我覺得梁鴻可能也會有這種感覺：別人的春節是怎么過的，別人的生活是什么樣的，我對那些具體經驗有一種更強的饑渴感。”

誠如許知遠所言，“梁莊三部曲”最直觀的特點，也許就是它的真實和具體。第一部《中國在梁莊》，梁鴻走訪百余位村民，用真實而細膩的筆觸記錄梁莊的土地變遷、人口流動、宗族關系與文化和精神困境。第二部《出梁莊記》，她把視線從故鄉延展到散落全國的梁莊人，走訪多座城市，追蹤百余位外出務工的鄉親，記錄他們在城市邊緣的遷徙、掙扎與沉默。第三部《梁莊十年》則呈現了梁莊和梁莊人在時代浪潮中的種種變化，勾勒出了一條屬于村莊的生命線。十年過去，梁鴻不再是純粹的記錄者，更是故鄉故事的參與者與承載者。

這或許也是這一期《十三邀》把取景地放在梁莊的理由。本期真正的“嘉賓”，也許并不只是梁鴻，更是借梁鴻的視角浮現出來的，“梁莊”本身。

形形色色的梁莊人

在梁莊，許知遠和梁鴻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年關將近，集市里擠滿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吆喝聲在人縫里穿來穿去，把空氣圍得水泄不通。

賣糖炒栗子的攤主，白色的煙塵和她染成金色的頭發一齊隨風飄舞；

坐在三輪車后座的小孩，睜著圓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盯著鏡頭看；

老人、中年人、青年人，尚在襁褓中的嬰兒，紛紛擠在一張折疊小桌前，埋頭品嘗現熬的胡辣湯。

梁鴻的老同學俊麗，在集上用自家房子開了一間雜貨鋪，往年春節前后，總是特別忙碌，幾乎足不出戶。不過這一回，梁鴻再踏進她的店里時，店面更大了，但顧客似乎沒有預想中那么多。俊麗坦言“網購對生意的沖擊大得很”，甚至想著再干兩年，等孩子大學畢業就不干了。

梁鴻很佩服俊麗能精準記住每種商品價格的能力，于是把她寫進了文章里：“每種貨品長出一個網，各自的數字盤踞在各自的位置上，這一張網又和另一張網相互比較，重合，分岔，又各自前行。她的大腦就是一個精確運轉的小宇宙，無邊無際，又井然有序。”

梁鴻說，這個店就是她的王國，店里所有的氣味，對她來說都是活生生的。

鄉村集市，正是由一個又一個這樣的王國交織而成的。它可以是一家早餐鋪，一個鞭炮店，甚至是墊一張布就能營業的小小菜攤。人們換身干凈衣服來到這里，可能并不一定非得買些什么，只是見一見朋友，社交一下。用梁鴻的話說，這就是一種單調生活里的儀式感。

然而在梁莊，過年絕非只是“儀式感”那么簡單，對于趙偉尤是如此。

梁莊的人們多少都有點沾親帶故，論輩分，趙偉要喊梁鴻為“姑奶”。他是那種典型的《出梁莊記》里的人物：兩口子在外打工，年僅4歲的兒子留在老家由父母帶。過年，是趙偉夫婦一年到頭僅有的能親眼見到兒子的機會。

梁鴻問起趙偉夫婦的工作。趙偉說，他去年九月從浙江諸暨的一家工廠跳槽到浙江嘉興的另一家，工資漲了一點，但是老婆還留在諸暨的襪子廠里，兩人相隔200公里分居，半年都見不上一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老婆的工作實在是太忙了，一天要上12個小時的班，連吃飯都在機器旁邊解決，全月無休，才能掙到八千五百塊錢。他老婆在諸暨已經八九年了，但是幾乎從來沒有在這座城市好好玩過一回。

命運在趙偉一家的身上重復著。在趙偉還小的時候，他也是一名留守兒童，父親南下廣州打工，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來點，車間宿舍兩點一線。比父親好一些的是，現在趙偉夫婦能給家里打手機視頻，經常看一看兒子，所以他們說兒子看到他們并不怕生。

只不過，在《十三邀》的鏡頭里，當大人們圍坐一圈聊天的時候，這個只有4歲的孩子一個人站得遠遠的，玩玩窗簾，又看看大人。

趙偉當年，或亦如是。但正如趙偉的父親所說：“盼著這個春節，能有個理由回家。平常回家父母說你又回來干啥，不務正業。人的生活在于自己奮斗。”

75歲的喜云，梁鴻管她叫“大嫂”，是一行人拜訪的第二家。和趙偉一家人“出梁莊”的經歷不同，喜云是被抱養的，她自己又抱養了一個女兒，一輩子和土地連在一起，到現在還在務農為生。

梁鴻坐下，問起今年的收成，喜云直搖頭說不行：“旱，這花生澆澆，跟那羊屎蛋似的，就不長。”但她接著又笑著說：“壓的紅薯成功了，賣了得一千二百塊錢，綠豆種的那些地，打了得二十多斤，豇豆打了十來斤。”一年下來，她總共靠種地掙了八千多塊錢。

在梁莊，喜云歷來是婦女勞動的領頭人。去年，為了幫一個81歲的老太太找活干，她上門去找老板，“吃一次飯摔了三次門”。采茶、種煙葉、薅花生，農閑時節她總是領著村里的婦女去打一些零工。零零碎碎加起來，算上自家地里的收成，她一年的總收入大概在一萬五左右。

對于喜云來說，過去一年的勞碌根本算不得什么。年輕時為了喂生產隊的牛，她背著籮筐去薅草，一薅就是四十斤，用她的話說，“到地里草看見我都嚇得發抖”。甚至在生兒子的前一天，她還在挺著個大肚子掐紅薯葉、拾掇麥子，直到疼得受不了了，才意識到自己要生了。

對于梁鴻，喜云的語言幾乎是無法被模仿的，她只能原汁原味地把這些句子記錄在書里。她跟許知遠說：

“在中國尤其北方，農民普遍都非常幽默。這個幽默是有歷史性的，他要化解一個具體的苦難，用幽默自嘲的方法，去消解自己在實際生活中的各種困境。因為他不幽默，他都活不下去了。實際上所謂的幽默，是他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保護自己免于苦難的正面的打擊。這是千百年來的智慧，一代代人的自我保護，轉化成一種所謂的性格。”

從喜云家出來，剛好碰上她老伴。老伴的腿“換過了”，走路只能一瘸一拐，在后頭緩緩挪動著，送梁鴻和許知遠一行人離開。

梁莊與命運

既然是春節，回老屋、祭祖的環節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這一部分是我們更熟悉的《十三邀》的場景：兩個人坐在一塊兒，喝喝茶，聊聊天，敞開心扉。

他們在老宅的廢墟里坐下來，面前是一團篝火。梁鴻說：“現在回來，說實話有點陌生感，覺得有點遙遠，但同時又覺得過去的歲月確實在流，確實真的沒了，家庭也慢慢變成一個廢墟。你的過去的生命，都在慢慢成為廢墟，沒有任何東西可供你去回味。當死亡來臨的時候，當你的生命在不可避免地老去的時候，沒有東西讓你覺得我的一生是沒有白過的。

“你在一個村莊生活，你見過的無常太多了，死亡也太多了。一個人死了，所有人都經歷了一遍，因為所有人都去圍觀，沿著那個葬禮去跟著看。然后我們知道那個地方是我命定的那個公墓，你也在一年一年走，最后你也走到那停下來了。就是這么簡單。”

巨大的宿命感，籠罩在千千萬萬個梁莊上空，推動著一代一代人，走上被走過無數次的路。

梁鴻的父親，是一個不甘于向宿命低頭的人。

還在需要大隊開證明才能離鄉的時候，他就決定出門游歷，是梁莊最早一批外出打工的人。他去過內蒙古、天津、北京，對世界充滿了好奇，“是一個浪漫的農民”。但他終究為生活所困，屢屢失敗，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恰因為他是農民，所以他的浪漫導致了他的失敗。

“你說一個農民，你還想浪漫，你想干嗎呢？你不超出了你命定的一個軌跡了嗎？”梁鴻說這句話的時候面帶微笑，但是許知遠和屏幕前的我們都能感受到，她其實心懷悲戚。

也正因如此，當梁鴻多年前提出自己想寫一部關于梁莊的書的時候，父親的第一反應就是支持。甚至于，他的腦子里立馬有了“一盤棋”，帶著梁鴻去見梁莊里那些對她而言已經有些陌生的人。可以說，沒有父親，就沒有梁鴻的“梁莊三部曲”。

許知遠問：“你要寫梁莊這件事情，你覺得什么東西讓他特別觸動，覺得特別有價值？”

梁鴻的回答是：“因為他對世界的那種興致勃勃，他能夠感受到這樣一個小小的村莊它內部跟歷史的關聯。有的時候確實是現實太過粗礪，讓理想變得非常幼稚，變得無處可存。”

這或許也是梁鴻動筆寫作“梁莊”的理由。在《中國在梁莊》的前言中，她這樣寫：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了懷疑，我懷疑這種虛構的生活，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沒有任何關系。我甚至充滿了羞恥之心，每天教書，高談闊論，夜以繼日地寫著言不及義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沒有意義。在思維的最深處，總有個聲音在持續地提醒自己：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種能夠體現人的本質意義的生活。這一生活與自己的心靈，與故鄉，與那片土地，與最廣闊的現實越來越遠。

那片土地，即我的故鄉，穰縣梁莊，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在離開的這二十幾年中，我無時無刻不在牽掛著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無法不注視它，無法不關心它，尤其是，當它，及千千萬萬個它，越來越被看作中國的病灶，越來越成為中國的悲傷時。

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了我們的累贅，成了改革、發展與現代化追求的負面？什么時候起，鄉村成為底層、邊緣、病癥的代名詞？又是從什么時候起，一想起那日漸荒涼、寂寞的鄉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邊緣忙碌，在火車站奮力擠拼的無數的農民工，就有悲愴欲哭的感覺？這一切，都是什么時候發生的，又是如何發生的？它包含著多少歷史的矛盾與錯誤？包含著多少個生命的痛苦與呼喊？或許，這是每一個關心中國鄉村的知識分子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新年的鐘聲，平等地敲響在每一座城市、每一座村莊的上空。梁莊的人們點燃煙花禮炮，歡慶新一年的到來。

他們中的許多人，不久之后又要離開家鄉，回到工廠，回到見不到孩子和父母的生活中去。

他們中又有許多人，不久之后就要回到田野里，回到搶種搶收的農忙時節，汗水黏住彎曲的背脊。

他們中還有許多人，不久之后將沉默地告別這個世界，沿著送葬時走過的路，與大地重新融為一體。

但起碼，在這個春節，在1小時41分鐘32秒的鏡頭里，他們留下了屬于自己的瞬間。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節目，讓中國農民的瞬間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