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卡片

# 編者按

全球權力格局深刻轉型與中國區域國別學興起的背景下，本文旨在探討中國社交媒體的區域國別敘事在超越西方中心主義“他者化”、構建世界圖像方面的創新路徑。本文以B站頭部視頻創作者“食貧道”系列紀錄片中涉區域國別敘事的篇目為考察對象，通過個案研究與敘事分析，發現其在三重維度上實現了對國際傳播“他者化”邏輯的系統性超越：在認知維度上，該片以“標簽識別-意義修正”為路徑，通過構建替代性敘事解構刻板印象；在評價維度上，其彰顯了多元社會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并引入在地闡釋者構建對話性協商空間；在情感維度上，其借助生活化的個體深描，構建起跨文化共情機制。當中國的“自塑”故事頻繁遭到冷遇、無視之時，該系列紀錄片所呈現的區域國別敘事，為國際傳播實踐勾勒了一種潛在發展方向：基于他者故事的敘事新形態，不僅可以借助“他者-自我”的鏡像關系，隱而不顯地傳遞出自身的內在價值體系，還能夠通過剖析其他國家、區域所遭遇的復雜難題與深層癥結，重新解讀世界的發展邏輯，彰顯“全球中國”的主體性與國際關懷。

# 觀點精粹

1

“不是關于世界的圖像，而是世界何以被把握為一幅圖像。”

2

將目光從他者社會的“問題”，進一步延伸至為解決問題所展現出的“人的能動性”。

3

彰顯他者主動性的敘事挑戰了將“他者”建構為等待外部拯救之絕望客體的西方媒介話語，避免為處于權力關系上位者的外部力量以“拯救”之名的干預，提供一種不言自明的“合法性”。

4

將他者作為敘事主體，同時借助“他者-自我”的鏡像關系，在他者敘事的深處彰顯出鮮明的中國主體性與價值立場。

# 關鍵詞

他者化；區域國別研究；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中國故事

# 引用格式

①俞雅蕓，史安斌.超越“他者化”：中國社交媒體的區域國別敘事與世界圖像——以“食貧道”系列紀錄片為考察對象[J].傳媒觀察，2026(6):14-26.

②俞雅蕓，史安斌.(2026).超越“他者化”：中國社交媒體的區域國別敘事與世界圖像——以“食貧道”系列紀錄片為考察對象.傳媒觀察(6),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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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節選

一、緒論

在全球地緣政治與文化權力格局深度重構的今天，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正經歷一場深刻的“互為主客”的范式轉換。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系，從此前的“接軌”，升級為“參與、引領”；中國已不再僅僅是全球舞臺上一個被凝視、被定義的被動客體，而是日益成為一個積極介入、主動建構世界圖像的主體。這一角色的轉換催生了一項緊迫的時代命題，即中國如何理解他者，并進而描繪世界。2021年，“區域國別學”被正式增設為一級學科，正是這一歷史性訴求在制度層面的直接回應。這一學科的設立，標志著中國試圖超越美西方學科建制中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所蘊含的權力不對等視角，通過建立自主的知識生產體系，系統地認知、解讀國際社會中的“他者”。關于他者敘事的重要性已被反復驗證。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在二戰后事實上成為了美國乃至全世界理解、想象并最終治理日本的認知藍本。這充分展現了他者敘事并非對現實的鏡像反映，而是一種基于理解、充滿選擇與價值判斷的話語構建，深刻地影響著國際關系的走向與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關系。

既往中國的國際傳播研究長期以來將焦點固著于自我維度：一方面，孜孜探索“講好中國故事”的方法論，致力于傳播中華文化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對他者敘事的關切，也大多集中于批判西方主流媒體與社交平臺如何誤讀、污名化中國，或中國應如何巧用作為他者的知華友華群體，降低文化折扣，實現國際傳播效能的提升。在這種思維定勢下，一個關鍵維度被長期遮蔽：不論是聚焦于自塑還是他塑的現有研究，其邏輯起點往往隱含著將中國預設為被動的認知客體這一前提；然而，中國不僅是被塑造、表征的客體，還是解讀、建構其他國家與區域的敘事生產者。換言之，從他者出發的區域國別視閾恰恰啟發著以往過于重視自我的國際傳播研究，應當進一步分析中國何以描繪、建構他者敘事與世界圖像，因為當前中國國際傳播面臨的困境不僅源于各國對中國的陌生與誤解，也與中國自身如何理解世界的國際觀密切相關。正如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中將加強區域國別研究與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并置所揭示的深層邏輯，區域國別研究旨在倡導系統性認知他者，引導主體在全球化坐標中反觀并錨定自身的位置，從而重塑其國際觀念、世界感知，并厘清自身發展道路的全球意涵，而這正是有效開展國際傳播不可或缺的認知前提與應有要義。

事實上，中國媒介建構他者的歷史脈絡與實踐廣度遠超學界回應的范疇。從毛澤東對新華社等外宣媒體提出的“讓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的宏大愿景，到CGTN的全域落地，再到以TikTok、Shein為代表的互聯網平臺在全球數字空間的崛起，中國各類媒介早已成為全球信息流中不可忽視的敘事生產者。它們關于非洲、中東、東南亞乃至歐美的新聞報道、影視劇與用戶生成內容，正源源不斷地向世界輸出著由中國視角所譜寫的區域故事與國別形象。一些探索性的研究雖已敏銳地捕捉到這一現象，但多將目光限定于中國在單一特定地區的媒體實踐，或將其視為國家軟實力的工具性延伸，未能將其置于全球信息秩序重組與敘事權力轉移的宏觀框架下進行審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宏大敘事浪潮中，社交媒體平臺的自主跨文化傳播實踐，正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關鍵力量。從短視頻博主記錄海外風土人情，到網絡文學作家構建奇幻的異域世界觀，再到跨境電商平臺上的商品展示與消費互動，這些實踐以更加生動而靈活的方式，涌現出中國這一宏大主體對于其他國家、文化的敘事建構潮流。因而，本研究旨在探索在全球傳播的十字路口，中國社交媒體的媒介建構能否以及如何突破傳統上由西方中心主義所主導的區域國別研究范式與國際傳播實踐，超越其內在的“他者化”（Othering），并繪制一幅擁有自身主體性的世界圖像。

二、西方區域國別研究與中國社會的他者敘事

（一）西方區域國別視閾下的他者化敘事與國際傳播實踐

從概念上看，國別區域學是以特定國別或區域為明確研究對象，對政治、經濟、宗教、歷史、對外關系等國情（區情）問題進行整體把握和全方位研究的學科。換言之，區域國別研究即一種由內向外對于外部世界的知識探尋，旨在形成對于他者的系統性認知。然而，他者與自我這一組中性哲學思辨概念的理論基礎雖然可以追溯至柏拉圖的《對話錄》與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內嵌著相互參照的意味，但由于近代西方哲學所內嵌的主客體對立模式以及美國主導下帶有冷戰色彩的區域國別學科發展的影響，他者的意涵早已異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由于缺乏國際社會與海外事務的相關知識，開始在政府與軍方主導下，將廣泛的海外研究正式整合為“區域研究”。隨著美國戰后在全球范圍內的戰略擴張以及冷戰期間與蘇聯的國際競爭，地區研究獲得了美國政府的大量資助，研究體系與學科建制也迎來了空前的完善與發展。傳統區域國別研究往往聚焦于非西方地區或戰略對手，通過將他者邊緣化來鞏固自身的中心地位，形成知識與權力的高度互構。在此語境下，“他者化”作為他者理論的衍生概念，指的是通過一系列話語實踐，帶有文化偏見地將他者建構為異質對照體，從而遮蔽其復雜性與主體性的認知機制。

東方主義即為“他者化”的典型案例。正如愛德華·賽義德所揭示的，由于分居兩半球的東西方在語言文化等各維度存在巨大差異，加之“西強東弱”的世界權力格局與不平等關系，19世紀以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學者圍繞著東方這一客體，培植了一種飽含西方價值偏見的認識體系，即將作為他者的東方描述為落后、愚昧但又充滿神秘色彩的邊緣存在。當東方成為西方知識體系中一個被定義、被想象的客體，圍繞著東方所展開的“他者化”敘事與塑造，充當起了歐美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支柱，以便西方確立自身的優越性。

由此可見，西方區域國別研究中的“他者化”敘事不僅關乎對他者的否定，還在于自我的確立，以及形塑一種自我中心式的世界圖像構想。海德格爾在提出世界圖像這一概念時強調，“不是關于世界的圖像，而是世界何以被把握為一幅圖像。”世界不再是一個靜態的實體，而是一個持續涌現的復雜動態過程，并由此彰顯世界被召喚、揭示的存在方式，突出了人的主體性及其對形塑“世界感”（worldliness）的干預。媒體作為觀念形塑與敘事生產的核心機制，在刻畫他者形象、構筑他者敘事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這種構建往往超越客觀描述，深入價值判斷與意識形態的傳遞，從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公眾對異質文化的感知與態度。

與區域國別研究中常見的“他者化”邏輯相呼應，西方主流媒體在國際傳播實踐中，也頻繁將非西方社會描繪為對立性存在。以CNN、BBC為代表的國際媒體，在其全球新聞報道中往往依托“先進-落后”“現代-傳統”“民主-專制”等二元對立框架，將發展中國家呈現為停滯、封閉、缺乏內生動力與歷史主體的形象，從而與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性”“進步性”形成鮮明對照。具體而言，西方媒體的“他者化”敘事往往去除常態化的描述，同時混合了異域性的審美與妖魔化的審丑：當他者以符合西方想象、不構成價值挑戰的神秘面貌出現時，媒體將其作為文化多樣性的點綴；而在涉及政治體制、社會發展模式或意識形態差異時，敘事則往往滑向奇觀化甚至妖魔化。薩義德將其批判性分析美國媒體報道伊斯蘭的著作命名為“Covering Islam”，即一語雙關地指出西方新聞的“報道”往往演變為對于真實伊斯蘭世界的“遮蔽”。這種國際傳播實踐并不旨在系統性認知與理解，而是通過將他者固化為“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代名詞，構建便于操控、符號化的“他者化”敘事。從這一視角而言，傳統區域國別研究與西方媒體的國際傳播在本質上互為表里，二者共同構建了一種“他者化”的知識生產機制與全球話語實踐，旨在維護并延續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權力秩序與利益格局。

（二）新中國的他者觀念與媒介建構

作為在東方學中遭受傲慢審視的對象，新中國自誕生伊始，便在國際格局的構想與世界圖像的描繪中，逐步形成了與西方截然不同的他者觀念。不論是“中間地帶”的提出，還是隨后進一步發展的“三個世界理論”，抑或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構想，都彰顯了中國的他者觀念實質內嵌了反霸權、促多極的原則，在強化與亞非拉國家團結的同時，構建起一種以共同歷史境遇和發展訴求為基礎的“我們”認同，旨在推動形成更為平等多元的全球秩序。這一認知體系不僅指導了以萬隆會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代表的外交實踐，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區域國別的實踐。在研究對象的界定問題上，中國打破了西方原有聚焦于國際關系對手或“異質”他者的研究局限，旨在從根本上避免復制自我中心的歐美學術傳統。在研究思路上，中國在區域國別學二級學科體系內開設“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方向，彰顯了中國旨在摒棄文明等級觀念，強調自我與他者彼此建構、互為參考的知識生產價值導向。

誠然，上述有關新中國區域國別構想與國際觀念的論述并不意味著其已然完全實現了自我與他者平等化的關系構建，中國的他者觀念同樣保有其內部復雜性。這種復雜樣態一方面關乎時間維度的縱深，即隨著中國國際地位變化并愈發深入世界，其不可避免地調整了自身的國際觀及對他者的定位與認知。例如，中國大眾文化面對美國的他者敘事便體現了明確的轉折與斷點：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被定位為帝國主義的“大本營”；改革開放以來，美國一度被描述為“蔚藍色文明”的代表以及中國發展的參照對象；時至今日，美國作為“山巔”“燈塔”的敘事幻象則受到了質疑與反思。另一方面，他者觀念的復雜性也同樣關乎外部世界空間的廣度。將不同國家劃入三種世界范疇并基于此構成迥異的他者-自我關系的“三個世界”理論即為典型。盡管如此，中國的他者觀念及其敘事明顯區別于西方主流區域國別學所體現的單一中心、二元對立的霸權邏輯，并未簡單落入后殖民意義中的“他者化”窠臼。

同時，伴隨信息通訊技術與社會生活交融程度的與日俱增，媒介在當代社會已然超越信息傳遞功能，日益成為觀念形塑與敘事生產的核心機制。然而，上述頂層設計層面所倡導的他者觀念與具體的媒介敘事實踐之間始終存在若隱若現的差距。部分學者認為，作為建構他者觀念的關鍵性力量，以新聞報道為代表的媒體實踐仍是二元對立思維的重災區：當記者以自身文化群體的經驗與觀念為基礎框架時，他們習慣性地簡化跨文化差異，將他者建構為“另類”存在。在中國的媒介景觀中，關于他者的塑造時常與自我身份認同糾纏，民族主義既成為了闡釋他者敘事的動機，又充當了建構他者形象的工具；因此，為了維護、確認自我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他者遭到弱化，并與自我處于不平等關系中。同時，還有學者關注到了中國內部社會觀念與全球化背景的勾連，指出部分媒體敘事仍復制了西方文明等級邏輯，制造出奇觀化與浪漫化并行的他者形象。

不過，面對這一核心問題，另一些研究則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對比于充斥意識形態偏見的西方媒體，中國媒體在建構他者形象時顯然更具包容性。特別是在面對全球南方國家時，其和合、共同崛起等理念已然告別了傳統二分的“他者化”表達，通過正面報道、建設性新聞等方式，提供了另一種敘事可能。例如，一項聚焦于中美媒體國際新聞的比較研究指出，美國媒體的他塑仍陷于東方主義的桎梏，將穆斯林社會刻板化地呈現為一種與西方民主價值觀沖突的威脅；而中國媒體則強調了社會內部的主動性，體現“第三世界團結體”的人文關懷。上述研究恰好表明中國媒介對于他者敘事的建構、世界感的塑造仍是一個充滿探討空間的研究議題。

三、研究設計：問題與方法

基于文獻梳理，理論層面的復雜性以及現有研究的局限性與不足，為本研究提供了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中國社會對于他者（國）及世界的感知與想象正處于劇烈的調適之中。這意味著，當“中國-世界”關系觀念體系尚處多種可能性并存的塑造階段，任何一種獲得廣泛傳播并產生影響力的敘事模式，無論其本身是否內嵌未被察覺的偏見，都將憑借其傳播效能，占據塑造公共認知的有利位置，因而剖析當前影響力大的媒介敘事，具有把握未來認知走向的前瞻性意義。延此脈絡，以“他者敘事建構的三重維度”作為分析框架，本研究的核心問題可歸納為：當今中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交媒體傳播實踐，在認知維度、評價維度、情感維度上，分別采用了何種具體的敘事策略以建構他者？此種塑造在本質上究竟是延續了傳統西方區域研究中常見的“他者化”與“東方主義”邏輯，還是與之形成了對話或對抗，進而催生了一種兼具主體性與平等性的新型他者敘事？更進一步，這種敘事實踐在宏觀層面共同拼接、構建起何種樣態的世界圖像？

為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選擇視頻平臺嗶哩嗶哩（Bilibili）頭部視頻創作賬號“食貧道”所制作的系列紀錄片進行單案例分析。選取嗶哩嗶哩作為主要觀察平臺，是因為其既是中國領先的綜合性視頻社交媒體，又在青年用戶中具有顯著的滲透度與影響力，是青年世界認知形成的重要場域，從而成為觀察當代中國社會觀念與主流敘事演進的一個重要窗口。“食貧道”賬號由前央視記者張竣創立，早期以美食為線索進行人文記錄，2019年開始探索面向單一國別/區域的專題紀錄片創作，后因疫情暫時中斷，并于2023年重啟這一系列紀錄片創作計劃。這一時機與嗶哩嗶哩平臺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向國際化戰略轉型的關鍵期相契合。

在嗶哩嗶哩平臺海量的國際題材內容中，選擇“食貧道”系列紀錄片為分析樣本，源于其在形式、內容與影響力上均具備不可替代性。從影響力維度而言，該視頻賬號被列入“2024年度百大UP主名單”，擁有超過800萬粉絲。該系列節目獲得了“嗶哩嗶哩2024年度最佳欄目獎”，平均播放量高達959萬次。從形式維度來看，與社交媒體上占據主流的碎片化信息不同，該系列均采用長紀錄片形式（66―266分鐘不等），這種形式能夠展開多層次、有縱深的敘事，為分析區域國別敘事結構與內在邏輯提供了豐厚的文本基礎。從內容維度而言，該系列紀錄片是自媒體視頻內容創作中少見的主要以區域國別思路開展的傳播實踐，在策劃初期便確立了系統性的全球拍攝計劃。更為關鍵的是，其主創張竣公開表明創作宗旨是“做一檔中國人看世界的節目，用中國人自己的習慣和視角”。這種明確的主體性自覺，使其超越了個人化、生活化的記錄，成為一種中國視角下的他者詮釋與敘事建構實踐，與本研究的問題意識高度契合。需要明確的是，本研究選取該系列紀錄片作為單案例樣本，并非意在論述其在經驗層面得以代表、囊括中國社交媒體的所有區域國別敘事類型，或對當前樣態作出總體性概括，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具有理論啟發性的前沿實踐樣本加以剖析，為考察中國社交媒體平臺如何在非傳統新聞形態中構建超越“他者化”的敘事可能，提供一個可深入觀察的經驗入口。通過對該個案的深描與細讀，本文能夠進一步分析中國社交媒體創作者何以在描摹其他區域與國家的過程中，生產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情感與想象，并通過影像與文本建構特定的自我與他者關系。

在研究方法上，上述紀錄片構成了本文的核心分析對象（詳見表格）。具體而言，在逐字稿轉錄與影像細讀后，研究者采用了質化的敘事分析方法，拆解敘事結構，識別、分析敘事構成的核心框架與支撐性元素，并解讀敘事背后的文化策略。除此之外，圍繞上述紀錄片的29個配套短視頻也成為本研究的補充材料，這些文本以更直接的方式揭示主創的意圖及對核心議題的補充觀點。另外，研究者還系統性地收集了“食貧道”賬戶的相關報道、訪談資料、公開演講等自述性文本，這些生產端的信息資料能夠幫助研究者進一步理解紀錄片文本的意圖語境與傳播實踐的主體意涵。

四、研究發現：超越“他者化”的三重敘事維度

（一）他者敘事的認知維度：刻板標簽的識別與指向性意義的修正

意義世界作為人類存在的基本哲學圖景，貫穿并顯現在一切溝通與傳播活動之中，尤其依賴于以符號為載體的“指向性意義”之建構與交換。然而，文化符號的連接本身具有不穩定性，這直接導向了對意義生成與解釋的持續性話語爭奪。長久以來，美西方國家憑借其先發優勢以及長期的主導地位，壟斷了對“指向性意義”的最終闡釋權與定義權。然而，正如前述文獻梳理所揭示的，這種霸權敘事下的闡釋充滿著意識形態偏見與文化簡化，由此生產出針對諸多刻板化印象與偏見化標簽，而這正是“食貧道”系列紀錄片的敘事起點，以及其試圖對話、辨析乃至對抗的深層對象。

具體而言，該系列紀錄片在敘事上存在一個清晰的共性：首先識別并呈現目標國家在霸權性國際話語中的刻板化標簽，或在紀錄片的開場與預告中被直接點明，或巧妙地編織于主線敘事的潛在文本之中。隨后，影片通過漸進式的深度敘事，展開對相關“指向性意義”的再闡釋、調整與重構，從而與這些先入為主的標簽形成對話乃至對抗。一方面，他們旨在建構一種替代性敘事，挑戰并解構由國際話語霸權所塑造的、針對特定國家與民族的負面刻板化標簽。例如，在巴以沖突的媒介敘事中，美西方媒體篩選并重組對以色列有利的碎片化信息，將巴勒斯坦塑造為“挑釁者”或“暴力源頭”，部分美國媒體更是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標簽化為“恐怖組織”，將之置于和平、民主的對立面。而聚焦于“巴以沖突”的篇章《迦南孤兒》則清晰地揭示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長期以來系統性的壓迫：在2023年加沙大規模沖突爆發前，以色列軍警同年3月起已在約旦河西岸多次造成巴勒斯坦平民傷亡；同時，以色列當局罔顧《奧斯陸協議》的過渡性，反而持續通過擴建定居點、修筑隔離墻等手段，逐步蠶食并實際控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另一方面，他們亦致力于將那些浪漫化的標簽加以具象化闡釋以還原其復雜性。浪漫化敘事作為“他者化”的一種典型形態，雖常以肯定、欣賞的面目出現，實則通過過濾與純化，掏空了他者社會的內部復雜性，最終召喚出一個僅供自我投射欲望的他者。與之相對，“食貧道”系列紀錄片則力圖還原被浪漫標簽所掩蓋的現實肌理。例如，在被譽為“足球王國”的阿根廷，紀錄片揭示了許多底層青年對足球的“熱愛”，實則與社會階層固化的困境緊密相連：“除了踢球，我不知道還有什么其他可以改變命運的辦法。”（P8）足球對于他們而言，遠非純粹的浪漫激情，而是一種在有限選擇中謀求命運改變的階層上升通道。這也解釋了為何阿根廷國民更喜愛出身貧民窟的馬拉多納而非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梅西，因為在至今仍近半數人口處于貧困狀態的阿根廷，馬拉多納“是貧民窟里所有人的榜樣”（P8）。

同時，此種破除他者標簽的敘事方式，并未局限于與本國處于合作性權力關系的國家。這超越了一個常見的學術預設，即媒體傾向于對合作性國家提供正面敘事，而對競爭對手則施加否定性敘事。“食貧道”通過揭開資本主義社會被霸權敘事掩蓋的價值，以彰顯其社會內部的多樣性，避免化約地將其視為被簡單否定的他者。例如，在右翼情緒高漲、軍國主義復蘇的日本，紀錄片引入了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的反思性聲音，以表現其對日本激進政治姿態的警醒：“人們常說，越小的狗越會叫，叫得越響越容易給人一種強大的印象，而對此產生的期待就越多，但它終究不是大狗，不過現在的日本社會似乎更傾向那些叫得響亮的人。”（P11）更為典型的案例則是《首爾夏天》中的主人公之一、韓國左翼作家鄭智我。圍繞她的紀錄片敘事首先追溯其父母的生平，即他們曾作為游擊隊員參與“朝鮮戰爭”、不斷攪擾戰場后方的經歷，借此回溯對韓國建國初期為反對資本主義性質政權、反對單獨建政、要求建立統一政府的共產主義運動歷史。可以說，這一敘事不僅揭開了韓國長期被主流敘事壓制、埋葬的紅色歷史，還深刻闡釋了韓國社會如何在內外力量持續的意識形態規訓與地緣政治塑造下思想觀念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將當今即時性的政治情緒置于漫長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轉型中理解的敘事方式，實現了對他者社會更為立體的認知糾偏。

（二）他者敘事的評價維度：主體性的建構與協商空間的打造

他者敘事常遭遇詬病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剝奪了客體的主體性，即此類敘事慣于將其他國家、文明建構為一種被凝視、被言說的靜態客體，其能動性被懸置，主體性被剝奪，構成一種隱性的文化權力實踐。相較于此，“食貧道”系列紀錄片則通過以下兩種敘事方式來建構他者主體性。

首先，該系列紀錄片的核心努力之一在于，將目光從他者社會的“問題”，進一步延伸至為解決問題所展現出的“人的能動性”。例如，在日本篇章中，一個由福島本地老年人組成的志愿者團體，每月會抽出約一周時間，自發在福島各地點使用手持式檢測儀對土壤環境進行實地測量，以此獲取、公開真實的環境數據，從而對日本政府宣稱的“福島已然恢復安全、可恢復居住和旅游”提出質疑。《你好美國》中的支線主人公之一、非洲裔美國社區活動家邁克爾，雖先后三次因競選資金匱乏而折戟，但其謀求改善黑人社會地位的持續努力本身，即抵抗邊緣化的能動性彰顯：“我在布魯克林（的黑人社區），社區基本亂成一團。我希望社區有所改變，想幫助黑人找到工作。”（P5）即便是紀錄片中呈現的馬尼拉貧民為獲取肉食對廢棄雞肉進行再處理的“令人不適”的場景，其敘事意義亦非制造同情，而是展現了在直面生存嚴峻性的時刻，當地社區在有限資源下維系生命的主動策略，而非被動的“受助者”。

盡管他者社會中的個體與群體身處困境之中，但主體性并未因此消解。他們或秉持某種超越性的社會理想而展開對抗性行動，或僅僅是一種在強大壓力下維系自身存在的、微弱卻堅韌的日常性掙扎。這種彰顯他者主動性的敘事取向具有重要的認識論意義，即對于他者國家/社會所面臨問題的復雜性及其所付出的艱苦努力，給予足夠的理解與尊重。特別是對于全球南方國家而言，此類敘事挑戰了將“他者”建構為等待外部拯救之絕望客體的西方媒介話語，避免為處于權力關系上位者的外部力量以“拯救”之名的干預，提供一種不言自明的“合法性”。

其次，在敘事策略上，該紀錄片開辟了他者與自我的協商性空間。具體而言，“他者化”的生成常常植根于媒介話語中他者角色言說空間的匱乏；而“食貧道”系列影像未選擇傳統紀錄片“解說詞+畫面”的權威獨白模式，而是使他者從被闡釋的沉默客體，轉化為參與意義共建的對話主體。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引入、凸顯“在地闡釋者”的角色：近半的紀錄片有本地向導角色，他們在紀錄片的敘述中與來自中國的攝制團隊構成了持續的對話互動；剩余影片中則引入了諸如該國學者等本地“把關人”。他們并非單純的背景信息提供者，而是在協商性空間中承擔了關鍵的“意義協作者”角色；而該系列紀錄片中許多對于他者社會所形成的平衡認識，皆源于“在地闡釋者”的調適。

例如，相較于全球諸多國家將宗教信仰置于社會文化的中心地位，宗教在中國社會并非主導維度，而這一根本性的差異，構成了跨文化理解中的一個關鍵認知閾限。若研究者或觀察者缺乏對宗教的充分認識，便極易對他者社會的行為動機、制度安排與文化表達產生誤讀，或將其簡化為不可理喻的奇觀。而在泰國篇的影像中，當面對泰國社會青少年大多擁有過出家經歷的現象時，敘事并未止步于外來攝制團隊的疑惑，而是經由本地向導的解釋，揭示了這一宗教實踐與孝道文化、還愿等社會習俗的關聯。這種“外來視角”與“在地闡釋”的交織，在文本內部創造了一個動態的協商空間；最終受眾所接收的，已非從“自我”視角出發的定論，而是經由自我與他者跨文化對話與互相質詢所生成的復合敘事。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該系列后續開展的“Reaction”企劃，即邀請紀錄片的主要拍攝對象或所涉國家的在華留學生、“洋網紅”一同觀看、點評成片，此舉在象征意義上更是實現了一種他者身份的反轉：從被表述的對象，轉變為擁有評價權與反駁權的闡釋主體。

（三）他者敘事的情感維度：從生活世界出發的個體深描與共情可能

西方哲學家胡塞爾在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時強調，將現實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從主體切入去理解。在此框架下，他者個體的深描可被視作一種對生活經驗進行具象化表達與意義重構的敘事形態。“食貧道”系列紀錄片正是運用這一敘事形態作為其主要記述手法之一，即通過細膩講述個體的日常生活故事，深度特寫他者社會中普通人的生活面貌與精神世界。這種“微小敘事”借由展現跨越文化邊界的共同生活經驗與通約性價值，開拓出一種文化間共性的認知與情感共通的可能。

在描繪泰國的《神鬼傳奇》中，當紀錄片所展現的大部分主體都選擇相信宗教力量以渡過難關時，敘事進一步深入至一個鄉村拳館，圍繞一名業余免費教學的泰拳教練與三名貧困青少年的底層互助故事，深刻詮釋了“求己”這一奮斗倫理所蘊含的動人力量。影片中“如果我們努力訓練，勝利總有一天屬于我們”的樸素宣言，超越了具體文化語境，成為一種內嵌情感力量的普遍表達。在韓國篇章中，一位93歲“海女”的生命史被娓娓道來：“老公死的時候，我最小的孩子才3歲，大的才5歲。我牽著5歲的孩子，背著3歲的孩子，去田里除草。后來我去海邊工作，變成海女。靠下海干活，供孩子們讀書。我要是不去海里就沒吃的，孩子的生活費也沒有著落。就這樣，一路東拼西湊到了今天……我不是苦命人，現在還能下海呢，你們這幫孩子到我這個年紀早就去養老院啦。”（P12）自述中所傳遞出“拼了命生活”的內在力量以及鏡頭所捕捉的樂觀笑容，共同構成了一種充滿生命力的韌性美感，以動人而振奮的情感力量形成跨文化共鳴。從國際傳播的角度而言，此種對于生活世界的深描敘事，能夠有效拉近受眾與敘事對象的心理距離，從而促進受眾的情感認同與認知接納。

但必須指出的是，“食貧道”對個體故事的運用，并不意味著其敘事落入完全原子化的微觀視角；恰恰相反，該系列紀錄片始終致力于將微觀個體與宏觀社會結構進行辯證勾連。以《迷失東京》為例，紀錄片雖然聚焦于處于不同行業中五位個體的故事，展現他們工作、家庭生活、成長經歷等各個截面，但其深層旨趣在于揭示：這些經歷了經濟騰飛又深陷“失去的三十年”的普通人，其生命軌跡如何被資本主義邏輯所深刻塑造乃至解構。同時，生活世界敘事所內嵌的世界開放性，本就得以借助以小見大的方式，將私域化的家庭記憶與微觀化的個人生命歷程，轉化為解剖宏大歷史結構的棱鏡與切口。以前文所提及的鄭智我為例，她在闡述自身家庭成員時，既詳細描述了父母參與韓國共運的歷史，又以身為自由主義者的兒子的成長故事揭示了韓國年輕一代的思想嬗變。

總結而言，“食貧道”系列紀錄片一方面深度浸潤于生活世界，通過極具共情潛能的個體故事打開理解他者的情感通道；另一方面，它又并未止步于個體敘事本身，而是作為透視社會結構的棱鏡，有機地串聯、注解背后更為深層的政治經濟邏輯。因而，個體深描所內嵌的普遍性與情感力量，在此構成了自我與他者關聯的連接點或理解差異的媒介，而敘事進一步抵達的則是一個復雜、宏大的他者社會圖景。

五、世界圖景的媒介重構：去中心化、非外部化、國際主義

（一）去中心化的世界圖像：世界的區域化與多樣性

自20世紀90年代伊始，中國在認知和建構世界圖景時將美國視作理解和描繪全球秩序最為中心、同時最具優先性的參照坐標。有趣的是，恰如“行省化歐洲”所倡導的“將歐洲知識地方化”，“食貧道”亦將美國從一種所謂“普世文明”的抽象高度，降格為全球文明多元光譜中的具體個案，并由此構建一幅去中心化的世界圖景。

一方面，在一系列拍攝對象中，美國僅是與泰國、日本、阿根廷等并列的國別之一，其在敘事架構中被賦予同等權重，打破了其慣常中心特權。另一方面，在敘事態度上，聚焦于美國的紀錄片篇章對其進行了歷史的、全面的深描，捕捉其內部復雜的社會樣態、矛盾與運行機制，將其還原為多個具體的、在地的實踐來加以理解和分析，而非將其制度與文化高度理想化、符號化。

同時，該系列紀錄片通過對北方國家的重審與再編，在敘事層面實現了全球北方與“理想現代性”的漸次剝離。例如，在韓國篇章中，制作團隊描繪了一個極致“內卷化”的社會景觀：“補習圣地”大峙洞密布的廣告牌、與補習班共存的心理學診所與內科診所，以及高中生為維持高強度學習而依賴營養注射液的常態，共同勾勒出一個被競爭邏輯徹底滲透、以身心消耗為代價的社會肌體：“韓國高中生每周都注射，即便是營養針也有價格高低之分。錢多或少，決定了‘起跑線’的輸贏。”（P12）同樣，在《時尚圣經》中，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象征性縮影，時尚行業光鮮表象背后的權力運作、控制與殘酷得以揭示，即美與審美被呈現為一種被定義的、排他性的權力場域。

因而，“食貧道”系列紀錄片所嘗試勾勒的，不再是一個以美國為中心或參照系的世界圖像，而是一個基于區域化、彰顯多樣性的去中心化世界圖景，呼應了當前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所指向的多極化世界現實，以及在知識論層面日益受到重視的“認知正義”倡導。

（二）交融性的世界圖像：內在于世界的自我與關系性的他者

在西方堅船利炮沖擊下，晚清知識分子傳統的“天下”中心觀徹底崩解，于是現代意義的“世界”概念在中文中開始使用，并在20世紀初迅速普及。這一概念伴隨并促成了中國“自我”意識的根本性轉換：“世界”被想象為一個外在的、絕對的實體，而“自我”則被相對化，甚至被排斥于這個新發現的“世界”之外。此種將世界視為外在實體的認知模式，在21世紀初占據主動、被附著上玫瑰色彩的“與世界接軌”的思潮中依然清晰可辨。而“食貧道”系列紀錄片通過遍布于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描繪了中國早已內在于世界、與世界緊密勾連的圖景。

例如，在意大利篇章中，敘事從普拉托的華人企業家切入，展現了許多所謂西方時尚大牌雖然是“made in Italy，but by Chinese”（P10）的客觀現實。普拉托作為歐洲服裝制造業基地，其登記人口中約25%為華人，他們深度嵌入并支撐著產業的上下游。一句“如果我們罷工，歐洲女人都沒有衣服穿了”（P10）的受訪者言說，生動印證了中國并非世界的外部他者，而是全球經濟肌體中不可或缺的內在構成力量。這種敘事瓦解了“中國”與“世界”二元對立的陳舊框架，描繪出一幅彼此嵌套、無法剝離的交融性圖景。

這種交融性的世界圖像不僅體現于自我與世界的交織，更深刻地展現于世界不同他者之間的關聯。許多亞洲、非洲社會共同經歷過的殖民歷史，造成了西方的深刻“內在化”，形成了錯綜復雜的跨文化流動與權力關系網絡。這種全球性的“交錯互動”（transculturation）與“互緣共構”（architectonics of temporalities）景觀，在該系列紀錄片中亦得以呈現。例如，《時尚圣經》設置了一組極具張力的對照：一方面，剛果的“薩普”群體，即便生活拮據，仍愿消費一整年積蓄購買一件法國奢侈品，將巴黎視為“天堂”，認為“死之前沒有去到法國是一種罪過”（P9）；另一方面，法國香奈兒公司的受訪員工卻對剛果這個國家幾乎一無所知：“我很驚訝，像那樣貧困的國家，居然對這些品牌這么了解。但我覺得他們買的不是真品，可能是仿品。”（P9）

上述兩種關聯樣態共同表明，世界被呈現為由多重力量交錯互動、彼此形塑而成的交融性圖景。在此視野下，不同社會文化體系間的交織、碰撞與轉型過程，無論其具體歷史經驗表現為良性還是惡性，均使得自我與他者的界限趨于模糊化與流動化，從而體現出一種世界圖像構想、把握的整體性取向。

（三）國際主義的世界圖像：全世界受苦的人

帝國化、擴張性的西方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深層意象，貫穿于“食貧道”系列紀錄片所有篇章的深層敘事脈絡。這種帝國形態已超越傳統基于領土征服的殖民模式，演變為一種跨越物理疆界、將全球社會盡數吸納的非領土化統治系統。其結果便是，居于世界中心的全球北方憑借其資本、技術與話語霸權，對處于邊緣的全球南方施加著持續性的剝奪與支配。“食貧道”系列紀錄片中的泰國篇章，清晰地揭示了西方資本與地緣政治力量對泰國社會跨越時間的再塑。越戰期間，泰國政府與美軍達成協議，將芭提雅由原本的小漁村改造為美軍的物資轉運基地與休閑娛樂中心，催生出面向美軍的大規模性產業。時至今日，泰國政府因旅游業萎縮的壓力于2022年宣布大麻合法化，其主要目的之一便在于吸引西方游客。

但是，該紀錄片的批判性視野并未簡單地將“第一世界”排除在外。相反，它采用了階級分析方法，力圖在“美西方”這一同質化能指內部進行辨識，將其統治階層與被統治的人民進行有意義的區隔，使“帝國”與“霸權”成為一種懸置的政治經濟意象，而非某個特定國別的本質化屬性。這正如《帝國》所總結的，傳統的“三個世界”或“南北”劃分已被深刻重構與內在化：第三世界以“貧民窟”與“棚戶區”的形態，嵌入第一世界的都市之中；而第一世界則以銀行、跨國公司等形態轉移至第三世界。紀錄片在以全球北方國家為拍攝對象時，同樣將鏡頭對準了其內部“受苦的人”，如出生于工人階級、身負沉重學業貸款的美國失業年輕女性，或白天做公司文書事務員、晚上從事風俗業，睡眠時間至多6小時的日本三孩母親。這些個體同樣深刻體驗著被資本異化、被消費主義掏空的精神倦怠，對不平等的社會關系、自私的個人主義感到疲憊不堪。正是這種痛感與不滿足，可能孕育出一種對超越現有資本主義體系的向往，對“另一個可能世界”的朦朧追求。

更進一步，紀錄片揭示，即便是那些看似服務于帝國體系的個體，也難逃其精神戕害。《你好美國》中參與過伊拉克戰爭的老兵，因戰爭暴力深陷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泥潭，最終只能依靠毒品緩解痛苦：“瘋狂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我看到一個六歲的小女孩被爆頭，我當時有一個三個月大的女兒。看到無辜者死于戰爭，余生，這一幕會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P5）他的悲劇印證了法農的診斷，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被共同鎖進一個由系統性暴力與心理異化構成的、自我再生產的惡性循環；亦如學者阿希斯·南迪所言，“殖民者傷人，也傷己。”從而，紀錄片所試圖呈現的帝國化、擴張性的資本主義體系即一種無差別的精神絞肉機，它將其鏈條上的所有參與者，無論是“幫兇”還是受害者，都被卷入了一場沒有真正贏家的消耗之中。這幅基于普遍受害性與“另一個可能世界”愿景的國際主義世界圖像，將全世界受苦的命運在結構性批判的視野下重新聯結起來。

結語：他者敘事作為“全球中國”國際傳播的創新路徑

通過對“食貧道”系列紀錄片系統性的敘事研究以及配套視頻、相關訪談等補充材料的梳理、分析，本文發現該系列影片的區域國別敘事從認知、評價、情感三重維度，實現了對西方媒介建構中“他者化”邏輯的超越可能，并初步勾勒出具有中國主體性的新形態他者敘事方式。具體而言，在認知維度上，它通過識別、辨析、重構針對他者社會的刻板化、浪漫化標簽與霸權性闡釋，重構替代性敘事，推動認知糾偏與意義修正。在評價維度，其摒棄將他者客體化的模式，轉而在敘事中復原、彰顯他者社會內部的能動性與主體性，并通過引入本地“看門人”作為意義協作者，在文本內外建構協商性空間，使他者從被表述的對象轉為參與意義協商的對話主體。在情感維度，它通過對個體故事和日常生活的微觀深描，發掘跨越文化邊界的共同經驗與通約性價值，建立基于共情的跨文化聯結；同時，這種微小敘事并未停留于個體故事本身，而是作為透視社會結構的棱鏡，有機地串聯并注解其背后更為深層的政治經濟邏輯。

更重要的是，該系列紀錄片所呈現的區域國別敘事及世界圖像構想，為國際傳播實踐勾勒出一種潛在的創新路徑。當傳統國際傳播實踐多從“自我”出發、著力于闡釋自身，而僅將“他者”作為受眾之時，該系列紀錄片則將他者作為敘事主體，同時借助“他者-自我”的鏡像關系，在他者敘事的深處彰顯出鮮明的中國主體性與價值立場。這種既系統性認知他者又足以反觀自身、從而傳遞出“全球中國”內在價值觀的他者敘事方式，正是區域國別研究視閾為國際傳播帶來的啟示所在。特別是當中國對于“自我”的闡釋頻繁遭到冷遇、無視之時，這種超越“講述中國故事”進而“講述世界故事”的創新敘事形態，不僅可以隱而不顯地傳遞出自身的內在價值體系，還能夠以具有中國主體性的敘事方式，重新解讀、概念化世界的發展邏輯，剖析其他國家、區域所遭遇的復雜難題與深層癥結，展現出“全球中國”的國際關懷。

同時，這類介入“世界故事”意義生產的國際傳播實踐，也需要警惕他者敘事與自我主體性建構之間的內在張力，尋求一種更為平衡的“自我-他者”敘事關系。若這股主體性意識過于強烈且缺乏足夠的自反性，則極易滑向一種隱性的敘事閉環，即對他者的所有描繪與解釋，最終都將被收編為對自我優越性的印證與認同。尤其是在當代中國社會已經出現較為積極自我肯定思潮的背景下，這一問題更值得被審慎對待。本研究的理論意義，恰在于將“食貧道”系列紀錄片的個案置于上述認知框架中加以審視。若中國在構建他者敘事時，復制、延續了其所批判的“他者化”邏輯以鞏固自我認同，那么此種實踐恐怕恰恰為西方普遍主義的成功提供了例證。作為當前中國社交媒體區域國別敘事中的關鍵個案之一，“食貧道”系列紀錄片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超越他者化的敘事路徑，也在“他者-自我”關系中為中國主體性的表達提供了較為適切的位置。然而，本研究同時發現，該系列紀錄片的敘事實踐在試圖超越“他者化”邏輯的過程中，仍面臨外部結構限制與內在觀念矛盾。盡管主創團隊在多數文本中明確展現出解構霸權性刻板印象的意圖，但其在個案選擇與影像呈現上，仍可能不自覺地滑向奇觀化敘事。例如，在討論非洲后殖民文化的相關篇章中，影像大量聚焦于服飾的夸張展示和個體消費行為的特寫，并將這些實踐與當地經濟困境進行戲劇化并置，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非洲的異域性和獵奇色彩。在呈現美國社會矛盾時，作品中也出現了“紐約街頭的特朗普模仿者”這類高度符號化的角色形象，其敘事效果甚至帶有某種“反向東方主義”的傾向。究其根源，盡管創作者強調其依托平臺的用戶付費模式獲得了相對于傳統廣告模式的創作自主性，但作為深度依賴用戶關注與訂閱收入的商業媒體產品，加之高昂的制作成本，其敘事邏輯仍難以徹底擺脫商業平臺的規訓與流量因素的影響，對這類罕見景象的選取或源于維持傳播效果與經濟效益的潛在考量。

本文以“食貧道”系列紀錄片為單案例研究對象，雖旨在將其作為中國社交媒體平臺認知與描繪他者的前沿實踐樣本加以剖析，以探討超越傳統“他者化”敘事的潛在路徑，但此研究方法亦構成本文的局限。相較于互聯網平臺上海量描摹他國、塑造他者的自媒體視頻而言，“食貧道”在團隊專業背景、制作資源與敘事野心等方面，皆具有特殊性，因此，本研究并不主張“食貧道”系列紀錄片的敘事方式能夠外化（generalize）為當今中國社交媒體區域國別敘事的整體模式。在中國社會對他者與世界的感知想象仍處于劇烈調適、“中國-世界”關系觀念體系尚未定型的背景下，通過深描這一兼具廣泛傳播力與理論啟發性的關鍵個案，揭示當今中國非傳統新聞形態的媒介敘事在描繪作為他者的區域國別、生產世界知識之時，實現超越“他者化”的可能。隨著中國民眾跨文化交往日益深入，在更廣闊的“賽博”田野中還存在大量形態各異、影響深遠的他者敘事實踐，亟待后續研究進行系統性觀察與分析；同時后續研究亦可從傳播效果視角出發，進一步結合評論區、彈幕及互動數據，對受眾接受與平臺反饋機制展開系統分析。

（責任編輯：顏云霞）

（載《傳媒觀察》2026年第6期“在場·國際傳播精準化”專欄，本文有所刪減，注釋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