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話自媒體人 /

2021年，B站上出現(xiàn)了一個叫“遇真紀事”的賬號，簡介里寫著“偏愛小地方和小人物，讓被忽視的，得以被看見”。“遇”是鏡頭前的趙玉順，“真”是鏡頭后的袁貞貞。5年時間，靠著一臺戰(zhàn)損相機，他們走向田間地頭，將鏡頭對準洪澇災害、農(nóng)村老人、留守兒童，以微紀錄片的形式持續(xù)探討農(nóng)民養(yǎng)老金、村小撤并困境等有關村鎮(zhèn)的公共議題。

在成為村鎮(zhèn)紀錄片創(chuàng)作者之前，趙玉順和袁貞貞曾在北京、深圳和廣州的媒體行業(yè)工作多年。無論是在報社、傳媒公司還是影視公司，他們無不感受到理想和現(xiàn)實的張力，也意識到自己始終與城市敘事存在著隔閡。他們感到困惑與迷茫，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思考自己的來處。最終，他們選擇將視角落回“村鎮(zhèn)”和“村鎮(zhèn)青年”。

2026年，他們出版了第一本書《看見中國村鎮(zhèn)》。在廣州的新書分享會上，趙玉順聊到自己過去對廣州的想象：腰掛八串鑰匙、腳踩涼拖的大老板、精致味鮮的早茶和流光溢彩的廣州塔。但當他真正站在這片土地之上，他意識到，社會的目光如同一束燈光，照亮的永遠都是光鮮與繁華。珠三角之外，仍有許多渺小不被看見，仍有許多尋常需要記錄，需要有人為之駐足。

那天，袁貞貞也少見地坐到了臺前。過去幾年里，她更多時候都待在鏡頭與電腦之后：采訪、剪輯、改文案、整理素材，很少公開表達自己。在本次采訪中，我們聽到了更多來自袁貞貞的聲音。聊到這些年做“遇真紀事”的感受時，她說，自己其實很難去比較哪一個作品更重要，“每個視頻我都喜歡，每個視頻都像懷胎十月的孩子。”

如果你對“遇真紀事”一路以來的故事感興趣，或者也希望以影像的方式關心具體的人，歡迎閱讀本文。

袁貞貞（左）和趙玉順（右）

2012年夏天，倫敦奧運會即將伴隨暑假走向尾聲。

“一場狂歡落幕了，人們在閉幕式載歌載舞，盡情享受奧林匹克帶來的快樂。”電視里的主持人說道，“但狂歡散去，貧窮、饑餓、次貸危機帶來的經(jīng)濟困局、連綿不斷的戰(zhàn)亂，這些纏繞人類的難題不會跟著一屆奧運會消失，現(xiàn)實的苦難依然留在世界各個角落。”

趙玉順還記得當時聽到這句話時，內(nèi)心忽地感到震顫。那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對于當時高二的他來說，像主持人那樣看見宏大狂歡下渺小的痛苦，并為其發(fā)聲，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一年后，他在高考志愿表上寫下了“新聞”，并成功被錄取。

大學期間，他開始讀文學，產(chǎn)生興趣。

文學與小說讓他看見了人的成長與命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愛恨交織。他記得在卡夫卡的筆下，K終其一生也未能進入城堡，“城堡是進不去的，這就是宿命。”

他過起了“翹自己的課、蹭中文系的課”的日子，也產(chǎn)生過想轉(zhuǎn)到中文系的念頭。蹭的課多了，中文系的老師忍不住問他：“你為什么總是在這，不用上原專業(yè)的課嗎?”

那段日子里，他讀了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的《還鄉(xiāng)》和《苔絲》，看見故事里的人物“被困在一個荒原里面，想要逃脫，好像又逃脫不了”。他認為自己是宿命論者，很多東西從一開始就設定好了。有趣的是，正是這種對宿命的感知，讓他更理解了人，尤其是那些被困住的、想逃卻逃不掉的、想進又進不去的普通人。

多年后，他遇到了中文系畢業(yè)的袁貞貞。聊起文學和新聞的關系，他們的共識是：文學與新聞，都關注人的處境。

大二暑假，趙玉順被學校派往海口的報社實習。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觸新聞行業(yè)。

他被分到了社會口的熱線組。每天接聽爆料電話，報道社區(qū)糾紛、鄰里矛盾。這些工作聽起來瑣碎簡單，但每篇稿子都要求記者跑現(xiàn)場。趙玉順不喜歡“堅持跑現(xiàn)場”的表述，就像不能說每天要堅持吃飯一樣。對記者來說，跑現(xiàn)場應該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兩個月的高強度實習后，再回到課堂時，趙玉順發(fā)現(xiàn)自己和身邊的同學不一樣了。實習后，他能更輕松地去進行采訪、寫作稿件。做新聞是實操性極強的工作，實習給了他第一套工具箱。

但也是那段時間，他開始隱約察覺到一些自己與新聞業(yè)的“不契合”。

畢業(yè)后的第一份工作，趙玉順選擇了做記者。然而，算上實習的時間，他在報社只待了不到一年。

轉(zhuǎn)正后的第七天，他就辭職了。

辭職前，他被報社主任派去做一個選題。操作之初，他預判稿子發(fā)不出來。主任勸他：“你這么年輕，為什么這么畏手畏腳？”他被說動了，充滿熱血地完成了報道。

結(jié)果，稿子真的沒有發(fā)出來。

他沒有再進入傳統(tǒng)媒體。

離開報社后，趙玉順去了海南西島的一家文創(chuàng)公司。在那里，他寫了不少當?shù)厝撕蜐O村的故事。文章發(fā)在公眾號“西島XI ISLAND”上，流量慘淡，但他寫得自在。

后來，他去深圳打工，在一家文化傳媒公司遇到了袁貞貞。再后來，因為袁貞貞想做影視工作，他們一起去了北京。在北京時，趙玉順的工作是制作政務視頻。

在他看來，這幾份工作和自己沒有太大關系，有點無聊。

一種疏離感始終圍繞著趙玉順。在深圳時，他覺得自己像活在電影《楚門的世界》里——每天坐同一路公交車、乘同一趟地鐵，走同一條路線，久到他甚至記住了哪一站會有哪一張臉、哪一個包上車。城市的生活無限循環(huán)、和工作高度綁定。身處其間，人也更容易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楚門的世界》劇照

“你的工作對一部分人有意義，但它跟你沒有關系。”于是他開始思考：什么跟我是有關系的？

地鐵車廂里的一張張面龐浮現(xiàn)在他的眼前。這些年輕人絕大部分來自村鎮(zhèn)，從四面八方被虹吸到大城市，和趙玉順、袁貞貞共享著相似的命運。

答案出現(xiàn)了——村鎮(zhèn)。

2021年，“遇真紀事”誕生了。“遇真”意為“遇見真實”。這個名字是袁貞貞想的，象征兩個年輕人的一拍即合。

由于缺少啟動資金，他們分期 12個月，買了一臺相機。那臺相機后來跟著他們走過1000多個村鎮(zhèn)，拍了170多個視頻，機身磕碰得不成樣子，被他們叫做“戰(zhàn)損機”。

第一期視頻是《飄象北方》。2020年，一群云南的大象一路向北，闖進了全國人民的視野。袁貞貞把新聞里大象遷徙的畫面剪輯在一起，配上《飄向北方》的音樂，并在簡介寫道：“一路向北，象極了背井離鄉(xiāng)拼搏奮斗的我們，最后還是要被趕回老家。”

那群大象后來被人為引導南返。

“這句話也是我們當時的想法。你不可能一直在北京工作，總有一天會回到家鄉(xiāng)。”袁貞貞說。

賬號起步之初，他們工作日上班，周末出去拍視頻。第一年下來，賬號只有1萬多粉絲，但他們樂得自在。“有一個平臺，你發(fā)東西出去，有觀眾看你的創(chuàng)作內(nèi)容，是很自豪的事情。”

趙玉順后來回頭看，覺得那段時間才是自己真正開始理解“新聞”的時候。過去在媒體和傳媒公司里，他更在意的是“把稿件寫漂亮”，得到同行、領導的認可；而做“遇真紀事”之后，他開始更在意一個作品是否真的具有公共價值，是否真的能夠替一些人發(fā)聲。“反而是離開媒體之后，我才真正開始追求新聞理想。”他說。

遇真紀事的大多數(shù)選題都能在他們自己的生命經(jīng)驗里找到源頭。

趙玉順小時候上學，趕上了“撤點并校”。從那以后，九歲的他要和八歲的堂弟每天走一個半小時的路去學校，再走一個半小時回來，中間還要穿過一片墳山。冬天出門，要打著手電筒。

二十多年過去了，撤點并校依舊在發(fā)生，農(nóng)村孩子的上學路依舊艱難。在不同的時空尺度上，村鎮(zhèn)的孩子共享著相似的處境。2026年6月，遇真紀事發(fā)布標題為《農(nóng)村孩子，為什么坐上黑校車》的視頻。他們走訪多地，梳理和呈現(xiàn)了黑校車背后村小面對的結(jié)構性問題。

袁貞貞對農(nóng)村老人的關注，則源自她的阿嬤。阿嬤名叫梁秀珍，1940年出生于廣東省湛江市遂溪縣楊柑鎮(zhèn)，在年輕時與30萬人一同參與修筑鶴地水壩。如今，修壩的人已經(jīng)老去。這群人的青春歲月與國家建設緊密相連，而他們老去后的處境卻很少被看見。

《看見中國村鎮(zhèn)》中梁秀珍的照片

童年走過的山路、家中老人的命運，都成為遇真紀事理解世界的起點。他們回望自己的生命經(jīng)驗，也把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世界，在個體記憶與時代變遷之間尋找聯(lián)系。這也形成了遇真紀事持續(xù)創(chuàng)作的動力：“把自己作為方法”，去看見那些被時代拋下的人。

賬號自2021年起步后，一直流量慘淡，不過他們保持著平常心。轉(zhuǎn)機出現(xiàn)在2022年，遇真紀事發(fā)布了一期名為《7.6億中國農(nóng)民不需要被贊美》的視頻。素材來自廣西多個村莊的走訪，是他們實拍一年半之后的一次總結(jié)。走過許多村莊，他們意識到，農(nóng)村是多樣的，農(nóng)民的處境卻是單一的：年輕時外出務工，年老后被遣返，只能回家務農(nóng)。然而，面對著高昂的農(nóng)藥和化肥成本，農(nóng)民難以完全仰賴土地生存。

《7.6億中國農(nóng)民不需要被贊美》視頻封面

這條視頻火了，播放量近500萬，幫賬號漲了十幾萬粉絲。評論區(qū)里，許多村鎮(zhèn)青年開始主動講述自己的家庭：有人提起父母種地一年掙不了多少錢，有人談論糧價與化肥，也有人第一次認真討論“農(nóng)民養(yǎng)老金為什么這么低”。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遇真紀事”的評論區(qū)里辨認彼此。那些原本分散在不同村鎮(zhèn)、不同縣城里的生活經(jīng)驗，因為一條視頻重新連接起來。有人留言說，“終于有人把這些事講出來了”；也有人說，“你們拍的就是我的父母。”

同年，他們拍了一集關于公糧和養(yǎng)老金的紀錄片，并給農(nóng)業(yè)部和人社部寫信呼吁提高農(nóng)民養(yǎng)老金。當時，城鄉(xiāng)居民基礎養(yǎng)老金月最低標準是98元。4年過去，月最低標準提高到了163元。

視頻發(fā)出的前一晚，他們猶豫了很久，擔心炸號，害怕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粉絲一夜歸零。但是“這個選題，不得不做”，晚上十一點，他們按下發(fā)布鍵。直到凌晨三四點，還有6000多人在線觀看。

近年來，多位人大代表在兩會上提交了“提高農(nóng)民養(yǎng)老金”的提案。“我不知道他們看沒看到我們的視頻。”袁貞貞說，“但你總要嘗試讓社會、讓人大代表看到吧？他們每年都要找選題，不能讓他們選題枯竭。我們就是要做到讓他們聽見，讓他們知道。”

如今，“遇真紀事”的賬號已積累了50多萬粉絲。《看見中國村鎮(zhèn)》出版后，武漢農(nóng)業(yè)局、信陽網(wǎng)信辦和烏蘭縣稅務局在公眾號上進行了推薦。

遇真紀事把這些視為一種確認。確認他們走的這條路，是對的。

總有人問他們：“你們只記錄，不解決問題，有什么用？”一些觀眾說，你們的視頻太沉重了，看了止不住眼淚，不敢看。

“我們一點都不沉重。”他們說，“我們反而是最積極的一批人。”

“遇真紀事”將自己定位為“記錄者”，是把問題擺到臺面上的人。他們相信“看見”本身的力量，記錄下了許多具有價值的瞬間。

2025年，他們回訪了湖南團洲垸。一年前，這里發(fā)生潰堤，洪水淹沒了整個村莊。當時他們不被允許進入潰堤現(xiàn)場，只能在遠處放飛無人機進行航拍。

次年再去，情況變了。洪水退去之后，由于圍湖造田的區(qū)域容易再被沖垮，威脅村民的生命安全，政府決定把村莊遷走。

工程車來來往往，老房子正在被拆除。趙玉順站在路邊，看著一面熟悉的院墻被推倒。那面墻他去年航拍時見過，墻根下晾著漁網(wǎng)，旁邊停著一輛三輪車。現(xiàn)在只剩一堆碎磚。

2025年，遇真紀事回訪團洲垸

他們拍下了那個村莊最后的影像。

一個老人站在家門口，不肯走。他說：“我住了四十六年，從圍湖那年就來了。樓房住不慣，沒有院子。”

袁貞貞問他：“那你會搬嗎？”

老人沉默了一會兒，說：“搬，不搬也不行。”

在剪輯的時候，袁貞貞把這段留了下來。這是遇真紀事要記錄的東西——那種“不得不”的沉默。

“以后的人想知道這一片土地以前是什么樣子，看我們的視頻就知道了。”趙玉順說。看著一個個村莊消失，他有些感慨，但更在意的是，這些影像留下了。

在做“遇真紀事”的五年中，他們不斷地擴展著自己的生命邊界，從拍攝“珠三角外的廣東”（1.0階段），到“走遍全中國”（2.0階段），再到如今的“看見山川湖海”（3.0階段），他們持續(xù)延伸著對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農(nóng)民的理解。通過拍紀錄片，他們的生命體驗變得更加豐富，對于山川湖海、農(nóng)作物的感知變得更加敏銳。

導演楊德昌在電影《一一》里借胖子的口說“電影發(fā)明以后，人類的生命至少延長了三倍。”作為制作紀錄片的人，趙玉順認為自己的生命可能延長了五倍。

他們還想開一個叫“遇真萬物”小號，用來記錄山川湖海。《西江逆流而上》是一個開篇。日升月落，萬物有靈，村莊里的一切都值得被記錄。

問及遇真紀事還會做多久，趙玉順說：“至少要護送最后一批農(nóng)村老人離開，把他們的故事講完。”

采訪快結(jié)束時，我們問趙玉順和袁貞貞：對想進入新聞行業(yè)的學弟學妹有什么建議？

趙玉順認為，相較于所學專業(yè)，自己喜歡什么很重要。學新聞不一定要當記者，不學新聞也不一定不能當記者。如果真的想做記者，最重要的是善良，要有同理心。

他停頓了一下，語速慢下來：“要把人當人看，而不是把人當符號看，或者把人當宣傳任務看。”

袁貞貞在旁邊點了點頭。我們問她想不想補充什么，她笑了笑，說：“他說的就是我想說的。我們倆在這件事上，從來沒有不一樣的想法。”

現(xiàn)在，他們依然覺得人生很多東西從一開始就設定好了。但宿命論者未必悲觀，正因相信命運自有定數(shù)，他們才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們想把自己能做的那一環(huán)，做到極致。

那一環(huán)，叫做看見。

——看見宏大敘事之下、燈光照耀之外，那些渺小的、尋常的、不被看見的，且至關重要的人和事。

統(tǒng)籌 | 高丁丁 李涵希

作者 | 謝一磊 許可欣

編輯 | 吳慧涵

值班編輯 | 劉 婷

編委 | 汪文婷 梁素綺

運營總監(jiān) | 葉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