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六月與九月，中國法學教育界（當然，不止法學教育界）都會上演兩場固定劇目：畢業(yè)典禮上的深情囑托，開學典禮上的殷切期許。在這兩個時間節(jié)點，各大法學院院長、法科大學的校長們紛紛登臺，手持一篇被反復打磨的"小作文"，向臺下身著法袍或尚未褪去稚氣的年輕面孔們，宣讀關于法治理想、人生抉擇與學術(shù)倫理的所謂教誨。表面上看，這是一場溫情脈脈的儀式；而在臺面之下，它早已演變?yōu)橐粓鲎屨崎T人們精疲力竭的話語苦役——如何在千篇一律的致辭模板中殺出一條血路，如何在眾聲喧嘩的輿論場中安全著陸，如何在代筆與親筆、官話與真話之間走穩(wěn)那根越來越細的鋼絲，這本身就是一道遠比法理學案例更棘手的現(xiàn)實命題。

致辭的困境，首先源于一種無法逃避的"創(chuàng)新性焦慮"。院長和校長們并非職業(yè)作家，他們的日常被行政會議、學科評估、經(jīng)費申報與各種表格填滿，文學靈感早就在公文流轉(zhuǎn)中消磨殆盡。然而公眾的胃口卻被年年拔高——去年引用過《理想國》，今年就不能再談柏拉圖；前年講過"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今年再提便是炒冷飯；若是哪一年不慎與隔壁院校的致辭撞了意象，立刻會被好事者截取對比，冠以"抄襲"或"缺乏誠意"的罪名。于是，一篇本應發(fā)自肺腑的臨別贈言，被迫異化為一場年度命題作文競賽，參賽者是一群平均年齡五十歲以上、常年與Word文檔和PPT搏斗的法學教授。要求他們每年端出一篇活色生香且口味迥異的致辭小作文，本質(zhì)上是一種反人性的文化剝削——我們既不愿接受重復，又拒絕平庸，這種矛盾的期待，最終將致辭推向了矯飾與表演的深淵。

更深層的尷尬在于，這篇小作文的作者身份始終曖昧不清。坊間心照不宣，許多致辭稿出自院辦秘書或宣傳部門筆桿子之手，院（校）長不過是臺前的高級朗誦員。這在行政機關或許是常態(tài)，但發(fā)生在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標榜的法學院校，便構(gòu)成了一種刺眼的反諷。法科教育最忌諱的便是言行不一，我們教導學生要對自己的學術(shù)觀點負責，要警惕權(quán)力對表達的僭越，然而掌門人連幾百字的致辭都要假手他人，又如何能讓學生相信，他們?nèi)蘸笤诜ㄍド蠟楫斒氯宿q護的辯詞，應當出自自己的頭腦而非他人的代筆？代筆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于代筆之后還要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聲情并茂地講述"我"的法治情懷——這種分裂感，讓致辭從儀式降格為一場精心編排的話劇，而院（校）長們則是被迫登臺、卻未必認同劇本的演員。

即便親力親為，尺度的拿捏也足以令人如履薄冰。太有官味，便像是一場工作報告的溫情版，滿篇"高舉""深入貫徹""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學生們低頭刷著手機，只等那句"下面我簡單說三點"的熟悉信號；太有爹味，則瞬間變身家訓現(xiàn)場，"你們要感恩""你們要吃苦""社會會教你們做人"，這種居高臨下的訓誡在自我意識空前覺醒的Z世代面前，只會換來社交媒體上的群嘲與表情包解構(gòu)；若是真的想談一點法理深度，援引幾句德沃金或吳經(jīng)熊之類，又容易被批評"掉書袋""不接地氣"，甚至被斷章取義地截出半句話，在短視頻平臺上發(fā)酵成"某法學院（校）長不食人間煙火"的輿情事件。

在這個人人都是評論員的時代，一篇致辭要同時通過學生、家長、校友、同行、上級主管部門和網(wǎng)絡噴子的多重審查，其難度不亞于在比例原則審查中同時滿足適當性、必要性與均衡性三重要件。最終的安全策略，只能是將話語打磨得光滑圓潤、無棱無角，既不得罪人，也不刺激人——而這恰恰是最深的悲哀，因為法學的精髓本就在于辨析沖突、直面矛盾，而不是四平八穩(wěn)或者和稀泥。

然而，若將這一困局僅僅歸咎于院（校）長們的文筆不濟或公關失策，未免失之淺薄。小作文的焦慮，實是中國高校行政化生態(tài)的一個縮影。當院（校）長首先是一個行政職務而非學術(shù)領袖，當他的首要考核指標是博士點申報成功率與學科評估排名，而非思想的影響力與表達的真誠度，致辭便注定淪為一種功能性文本——它的核心任務不是傳遞思想，而是完成儀式、展示形象、規(guī)避風險。在這種結(jié)構(gòu)下，要求院（校）長們寫出有個性、有鋒芒、有痛感的文字，無異于要求一臺精密運轉(zhuǎn)的行政機器突然吟詩。我們一面呼吁大學去行政化，一面卻又以行政化的標準審視院（校）長們的每一句話，這種悖論本身，就構(gòu)成了對法學教育最辛辣的諷刺。

更值得反思的是，我們是否過度迷戀這種"致辭政治學"了。一個法科學生的成長，真的取決于院（校）長在畢業(yè)典禮上引用了哪句名言嗎？法治人格的養(yǎng)成，難道需要靠每年一篇的雞湯致辭來灌溉？當我們的注意力過多地集中在掌門人的小作文是否精彩、是否翻車、是否足夠"出圈"時，我們或許已經(jīng)偏離了教育的本質(zhì)。法學院校最珍貴的傳統(tǒng)，從來不是院（校）長說了什么，而是教授們在課堂上如何論證，在書齋里如何質(zhì)疑，在公共事件中如何發(fā)聲。如果一所法學院校的精神命脈，需要靠院（校）長每年兩次的致辭來維系，那這本身就是學術(shù)共同體萎縮的征兆。

或許，走出小作文困局的路徑，并不在于聘請更貴的文案團隊，也不在于建立致辭稿的查重庫與輿情預警機制。真正的解藥，可能是允許院（校）長們"寫得不好"，允許他們"說得平淡"，甚至允許他們"無話可說"。當致辭不再被當作一場必須贏得滿堂彩的表演，當沉默也被視為一種誠實的權(quán)利，掌門人們或許才能從那種精致而疲憊的話語表演中解脫出來，重新獲得說真話、說人話、說錯話的自由。畢竟，說到底，法學的終極使命，從來不是教會人們?nèi)绾螌懸黄嗡宦┑闹罗o，而是培養(yǎng)敢于在眾聲喧嘩中堅持獨立判斷的頭腦——這一點，院（校）長們理應比任何人都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