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廣州古塔的介紹告一段落，從今天起，咱們來聊書院。
此篇作為開篇，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中國歷史上哪個城市的書院數量最多？
答案竟然不是蘇州、杭州、北京，而是廣州。
據記載，明清時期，廣州書院數量居全國第一。在北京路附近，以流水井、大小馬站為核心的三平方公里范圍內，聚集了近百家書院，形成了一個全國罕見的書院群。這里有廣東貢院、粵秀書院、越華書院、禺山書院……
毫不夸張地說，文脈之盛，冠絕嶺南。
值得一提的是，廣州書院最牛的地方，不是數量多，而是質量優。因為它們改變了這座城市。把廣州從古時江南眼中的邊陲文教洼地，逆襲成華南學術重鎮。
廣州書院的硬核家底
廣州書院有何硬核“家底”？看這個表就明白了——
從學海堂到得朋書院，廣州的“文化逆襲”
1817年，廣州文人梁序鏞赴京會試。他因為和人討論《漢書》，旁邊一位浙江舉子很驚訝，說了一句話——
“廣東竟然也有人能讀《漢書》了？”
這句話，像一根刺扎進廣州文人的心里。彼時的廣州，雖然商貿繁榮、富甲一方，但在文化版圖上，被江南士子們視為“邊陲蠻荒”。
或許因為這樣，1825年，時任兩廣總督的阮元，在越秀山麓創辦了學海堂。學海堂不是一個旨在量產科舉“成功學”的應試輔導班，而是一個致力于經史考證與實學研究的“學術高地”。
學海堂的“殺手锏”，是它獨特的“古學考試”制度。它的課程內容并非像傳統書院那樣專注于八股文的寫作，而是直接考察士子對經典原文與注疏的掌握，特別強調實地調研與實踐。
于是，學海堂迅速吸引了一批來自天南海北的知識精英。這批“新廣州人”通過學海堂的考試和交游網絡，與本地宗族、鹽商、洋行商人等多重社會階層交織、融合，構筑了一股新興的地方文化勢力。
如此一來，不僅讓廣州文人有了屬于自己的“學術共同體”，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被嘲不通《漢書》”的尷尬。
到了咸豐五年（1855年），廣州已經成為全國矚目的“經學重鎮”。梁啟超后來更是斷言：唯有江南與廣東，能出一流學者。
玉巖書院則更牛掰了，它在800年前，就開始了“種德”的初心育人，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素質教育”實踐者。
廣雅書院是張之洞的“實驗田”，它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是晚清“素質教育”的先行者。
廣雅書院如今坐落于廣東廣雅中學內，被譽為“中國近現代教育史活的見證”。
萬木草堂則用思想就是最鋒利的武器“撬動”一個時代。康有為在這里不講八股、不講仕途。專講改制、變法、救國。可以說，萬木草堂的每一塊磚瓦，都見證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激進的改革夢。
得朋書院踐行讀書改變命運的信仰，從未中斷。它啟示著一代又一代的人——讀書，真的是改變命運的捷徑。
從書院到“花城書房”
今天的廣州，書院文化并沒有消失，而是換了一種“活”的方式。
在北京路附近的書院街，有一家幼兒園，它的前身正是一座古老的書室。幼兒園的負責人說：“小朋友們也知道這是讀書人待的地方。這是我們的歷史，我當然要給孩子們講。”
2023年起，廣州啟動了“花城書房”特色閱讀空間品牌。從三百年前古氏族人閱讀的古氏書舍，到如今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紀念館里的閱讀區，再到珠江兩岸由報刊亭改造的“流動花城書房”，書香的種子撒遍了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202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廣州居民綜合閱讀率高達91.1%，穩居全國前列。
從貢院到學堂，從學堂到書房，廣州的書院文脈，一直延續。
廣州這座城市一直在“讀書”
回顧廣州的書院史，你會發現一條清晰的線索：
玉巖書院教人“種德”——做人先于做學問。
學海堂教人“求真”——打破地域偏見，敢為天下先。
廣雅書院教人“務實”——放眼世界，學貫中西。
萬木草堂教人“敢變”——思想是改變世界的力量。
得朋書院教人“堅持”——讀書改變命運，百年未變。
這些書院雖然散了，但它們的“魂”留在了這座城市的基因里——開放、包容、務實、敢為天下先。這就是廣州精神。
作為普通人，這些書院給了我們很多啟示——
做人要學玉巖書院，先把根扎正；做事要學廣雅書院，眼界要寬；遇到困難要學萬木草堂，敢想敢干；堅持不下去的時候，想想得朋書院——那座藏在村里的小書院，一百多年都沒放棄過。
讀書的意義，大概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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