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亞哥·扎巴拉（Santiago Zabala），意大利人，現任西班牙巴塞羅那龐培法布拉大學哲學教授，主要從事形上學、西方哲學史、藝術哲學、文化批評等領域的研究。師從意大利哲學名家瓦蒂莫（G. Vattimo）。著有《未來的征象：一種警示哲學》（Signs from the Future: A Philosophy of Warnings, 2025）、《逍遙之在：另類事實時代的自由》（Being at Large: Freedom in the Age of Alternative Facts, 2020）、《為什么唯有藝術能拯救我們》（Why Only Art Can Save Us: Aesthetics and the Absence of Emergency, 2017）、《存在的遺骸》(The Remains of Being, 2009）、《分析哲學的詮釋學性質》（The Hermeneutic Natur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2008）等。2026年5月，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劉梁劍與該系博士生尹紫涵代表《上海書評》，通過在意大利都靈線下交流和電郵問答相結合的方式，采訪了扎巴拉教授，探討了警示哲學、藝術的哲學地位等問題。

圣地亞哥·扎巴拉（圖片來自受訪者個人主頁https://www.santiagozabala.com/）

哲學背景

您的英文著作《存在的遺骸》（Remains of Being）多年前出版了中譯本。您曾受聘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也曾到中國人民大學等中國高校講學。為了讓中國讀者進一步了解您的工作，可以講講您的哲學背景嗎？

扎巴拉：我在羅馬、維也納和日內瓦長大，在當地的國際學校接受英文教育。這段國際化的成長經歷對我日后的哲學研究影響深遠，讓我能夠直接研讀大量德文和法文的哲學原著。我曾在都靈大學攻讀哲學，在瓦蒂莫的指導下完成了以圖根特哈特（Ernst Tugendhat）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相關成果后來出版了，成為首部研究這位重要德國哲學家的專著。2006 年，我在羅馬取得博士學位，隨后榮獲洪堡獎學金，赴波茨坦大學開展為期兩年的研究工作。在受聘為巴塞羅那龐培法布拉大學加泰羅尼亞研究與高級研究院（ICREA）研究教授之前，我還曾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從事兩年科研工作。

我的主要哲學興趣與研究關切，是將哲學詮釋為一種警示（warning），并探究我們為何會對警示充耳不聞。我近年出版的幾部書都是圍繞以下論點展開：最大的危機乃是危機的缺席。這并非說現實中沒有危機；問題在于，那些最為嚴峻的危機往往是我們所忽視的，例如氣候變化、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以及人工智能帶來的后果。我的兩部近作對此作了深入探討：《逍遙之在：另類事實時代的自由》（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20）與《未來的征象：一種警示哲學》（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5）。我相信，這些哲學議題同樣能引起中國讀者的興趣，因為它們既關乎每個人的生活，也與中國哲學的關切相通。

《存在的遺骸：形上學之后的詮釋學存在論》，[意]圣地亞哥·扎巴拉著，吳聞儀、吳曉番、劉梁劍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228頁，42.00元

我知道您與瓦蒂莫交往深厚、合作成果頗豐。能否請您再多談談瓦蒂莫？您從他那里學到了什么？他的“軟弱之思”（weak thought）對您的“警示哲學”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扎巴拉：沒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都是瓦蒂莫的弟子，努力延續他的哲學遺產。我們合著了《釋義學的共產主義》（Hermeneutic Commu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我也主編過多部有關他的研究著作，以及他本人撰寫的著作。此外，我還在巴塞羅那龐培法布拉大學建立了瓦蒂莫檔案館。過去幾年間，已有多位中國學者前來查閱檔案。我的“警示哲學”正是對“軟弱之思”的一種發展。相較于預測，警示概念屬于軟弱之思。它不要求人們服從，而是呼喚人們主動卷入。這也是警示常常被忽視的原因。我的“警示哲學”與“軟弱之思”一樣，并不試圖把宣告強加于人，而是邀請大家來傾聽。

哲學乃警示之學

“警示哲學”這是一個我從未聽聞過的新觀念。當您主張哲學作為一種警示時，您指的是哪些警示？從哲學視角看，何謂“警示”？如果警示自人類歷史開端便已存在，您又為何認為，如今正是我們應當嚴肅且系統地將哲學視為警示的時代？

扎巴拉：我的主張是：哲學本身即為一種警示。哲學以其存在論的研究方法區別于其他學科，它既以宏闊視野審視問題，也提醒我們警惕其他學科存在的視野局限。海德格爾講，“‘存在’這個詞本身，就對我們發出警示”。它警示我們，現實并非只由存在者構成，真理也并非局限于可測量或可驗證的事物。在哲學中，警示并非新鮮之事。就像動物、植物和昆蟲一樣，數百年來，警示始終是哲學研究的對象。不同的是，它們如今承載的意義已經變了。借用羅蒂（Richard Rorty）的話來說，過去有先知告誡我們要留意神明發出的警示，而在世俗化之后，這一角色落在哲學家肩上了。作為蕓蕓眾生的一分子，哲學家勸導我們運用想象力去詮釋各種征兆，因為我們能做的，也唯有這些。新冠疫情暴露出我們對全球性危機的準備是多么不足，即便數十年來，科學家、城市理論家等群體早已不斷發出預警。可我們為何始終沒能認真對待這些警示？未來我們又該如何妥善應對它們？這正是二十一世紀的根本問題。

在您的著作中，您區分了“警示”與“預測”，以及“哲學警示”與“觸發警示”。它們之間的區別是什么？您為何要做出這樣的區分？

扎巴拉：這些區分至關重要。“預測”指的是無論人類采取何種行動都終將發生的事態。它所推演的未來，是當下唯一的可能延續。相形之下，“警示”則指向會到來的事態，旨在促使我們卷入一種可能的徹底斷裂之中，那些要求我們直面的、令人警覺的征兆昭示了這種斷裂或非連續性。“預測”屬于未來學領域，是依據社會當下趨勢推演未來的走向；而“警示”則具有詮釋學屬性，它試圖通過重新詮釋過去，從而爭取轉變未來。“觸發警示”是美國學界與美國社會中的通用概念，它事先提醒學生或受眾注意：接下來馬上要接觸到可能引發心理創傷的教育或媒體內容。這種做法雖在教學上有一定可取之處，卻也可能誤導我們，令我們忽視真正的警示。我在書中提出，警示的意義在于“將我們喚醒，去直面那些重大或被忽視的危機”。換言之，我們漠視的這些危機，本身即為警示。它們不一定具有創傷性，也可能只是展現氣候變化的影響，或是人工智能帶來的危險。

我們為何對警示置若罔聞，尤其是對氣候變化這類重大危機視而不見？或許是因為，無論政治家、企業家還是科學家，都會覺得氣候變化太宏大、太遙遠、也太“抽象”，以至于個體很難真正在意。我們如何才能學會傾聽警示？

扎巴拉：我們對警示充耳不聞，原因或許有很多。在我看來，當下哲學與政治領域正興起以實在論（realism）為導向的全球性秩序回歸，加之專家群體的研究視野日趨狹隘，這些都阻礙了我們認真對待警示。這種回歸具有政治面向，表現為世界各地各種右翼民粹力量執掌政權；它也具有文化面向，體現為一些知識分子重新回歸歐洲中心主義的笛卡爾式實在論。有人認為，我們無需借助詮釋便可直接通達真理，這種觀點預設了一個前提：單憑對客觀事實的認知，便足以指引我們的生活。在這種視真理為自明的實在論的框架內，警示被當作毫無根據、偶然且主觀的東西遭到摒棄。然而，拉圖爾（Bruno Latour）、奧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等哲學家與科學史學家始終提醒我們：“得到證成的知識是自足的”這樣的看法站不住腳，因為正是“科學知識的社會屬性”讓科學變得“可信”。要想聽懂警示，我們必須重新學會傾聽與詮釋。這就要求警示以更具審美性、更富感染力，乃至更具藝術性的方式呈現。單憑真理（或科學）與事實本身，并不足以讓我們警醒。

《未來的征象：一種警示哲學》

藝術為什么重要

您的哲學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哲學與藝術相交融的特點，其中一部作品更直接題為《為什么唯有藝術能拯救我們》。藝術在您的哲學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您又是在何種意義上提出“唯有藝術能拯救我們”這一論斷的？

扎巴拉：藝術在我的研究中，尤其是在警示哲學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位置。我曾在馬德里策劃過一場以危機與藝術為主題的大型展覽。藝術之所以能拯救我們，是因為一些藝術家，特別是環境藝術家，能夠以科學無法做到的方式，將我們從麻木中喚醒，直面各類警示。我十分欣賞中國藝術家王智遠，在《為什么唯有藝術能拯救我們》（Why Only Art can Save Us）一書中，我專門用一章的篇幅來探討他的裝置作品《棄諸風中》（Thrown to the Wind）。這件作品以塑料瓶為材料創作，意在警示人們關注塑料垃圾堆積成災的問題。這類藝術作品所傳遞的警示、所喚起的感受，是一篇關于塑料垃圾的學術論文遠不能及的。真正能打動我們、促使我們改變的，是情感而非冰冷的事實。試舉一例。醫生的勸告往往不會讓我們戒煙，但看到家人因吸煙患病，我們才會真正下決心戒煙，原因便在于此。

何謂藝術作品？倘若在丹托（Arthur C. Danto）之后，我們還可以合法使用“本質”這一術語，那么，我們的問題也可以是：如何理解當代藝術的本質？

扎巴拉：依照我的藝術哲學，藝術作品便是警示得以發生顯現的場域。我認為當代藝術有著多重“本質”，其中之一便與警示相關。藝術能夠拯救我們，也就是引領我們直面那些至今仍被我們漠視的警示（或者說重大危機）。

去年您出版了《未來的征象：一種警示哲學》，它的封面選用了考德威爾（Graham Caldwell）的后現代鏡面雕塑《復眼》（Compound Eye）。在警示哲學的視野下，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復眼”？

扎巴拉：考德威爾的這件雕塑很好地說明了警示的內涵及其構成。這件雕塑由多個鏡面組合而成，形似汽車后視鏡。當人走向“復眼”時，通過鏡面看到的視野會不斷拓寬，同時產生一種壓迫感，促使人們作出回應。這些大小不一的鏡面，要求我們去詮釋其所映照的物象，因為它們本身從來都不是現實的客觀再現。警示亦是如此：它既需要我們作出回應，也需要我們展開詮釋。考德威爾的這件雕塑正凸顯了這些不可或缺的差異，而讀懂這些差異，對于我們領會警示至關重要。

當代哲學

您能否簡要談談歐洲當代哲學？

扎巴拉：當代歐洲哲學最重要的思潮，或許當屬詮釋學。這一哲學傳統以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眾多思想家為中心，其宗旨在于理解詮釋的生存論意義。

文集《讓共產主義詮釋學化：解讀瓦蒂莫與扎巴拉》

從方法論層面來講，您如今是如何展開哲學研究的？

扎巴拉：我所從事的是通常所說的歐陸哲學，這一稱謂用來指稱從德里達到瓦蒂莫和巴特勒（Butler）等承襲的海德格爾傳統的思想脈絡。不過我所做的警示哲學，并不局限于這一傳統，在其他思想傳統中也能找到呼應，比如儒家思想。儒家先賢早已警示世人：自由、快樂、幸福這類積極情感，也可能發生異化，扭曲我們對世界與自我的認知。董仲舒將自然災害視作警示的征兆，告誡統治者絕不可濫用權力，而應修身立德。當下最為緊迫的警示之一，便是人工智能帶來的危險。這項新技術正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沖擊就業崗位。

您提到董仲舒，這一點很有意思。對一位歐洲哲學家而言，如此認真地對待中國思想傳統，其實并不多見，對嗎？

扎巴拉：很遺憾，確實如此。大多數西方哲學家對非西方思想傳統都相當漠視，但我也盡可能多地研讀、汲取中國及其他文明精深的思想資源。董仲舒便是很好的例證，說明哲學向來能夠，如今也依然能夠向我們發出警示。

您有什么話想對中國讀者說嗎？

扎巴拉：我想對中國讀者說：請珍視中國哲學。我曾多次來中國講學，我感受到一種在歐洲乃至整個西方都很少見的熱忱與天賦。倘若下一位海德格爾或德里達來自中國，我絲毫不會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