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洛陽城與長安城并稱“東西兩京”，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圖1）。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究竟有哪些組成部分？在其城垣內外，到底出土過什么樣的文物？2026年6月13日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目“雄都定鼎地——《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研究》新書首發演講”在河南洛陽定鼎門遺址博物館舉辦。本次活動選在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定鼎門遺址（圖2），其學術意義非同尋常，以此來紀念隋唐洛陽城建城1420周年。《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研究》的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副院長、研究館員霍宏偉，經授權，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刊發霍宏偉研究館員在活動當日的演講。

圖1 洛陽五大都城遺址平面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博物館洛陽分館》，4頁）

圖2 復原重建的隋唐洛陽外郭城正門定鼎門及門內大街（洛陽市考古研究院供圖）

選題緣起

1988-2004年，本人就職于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考古發掘股。先后參加發掘隋唐洛陽城洛北、洛南里坊區居住遺址、磚瓦窯遺址、唐代奉先寺遺址及該城址的實地勘查工作，多次主持發掘唐代墓葬。1995年，參與編寫《隋唐洛陽城遺址保護規劃》。1997年，獨立編撰《隋唐洛陽城遺址檔案》（圖3），并榮獲河南省優秀“四有”文物檔案獎。1998年，完成《大業雜記校注》初稿，未出版。通過上述工作的長期積累，對該城址的田野考古發掘資料與歷史文獻資料較為熟悉。

圖3 隋唐洛陽城遺址“四有”檔案（洛陽市考古研究院供圖）

2006-2009年，順利完成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隋唐東都城空間布局之嬗變》。2018年，以學位論文為基礎，申請國家社會科學一般項目“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研究”獲準立項，并于2023年底順利結項。經過多次修改，2024年我將書稿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許海意先生擔任責任編輯，獲批2025年度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資助。2026年4月，《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研究》一書正式出版。

本次講座的標題“雄都定鼎地”，源于唐代詩人韋應物《登高望洛城作》云：“高臺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勢居萬國尊。”“雄都”，指的就是位于今河南省洛陽市的隋唐洛陽城遺址。

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的組成

隋代仁壽四年（604年）十一月癸丑，煬帝首次下營建東京詔書：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自古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今可于伊、洛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也。”（《隋書》卷三《煬帝紀上》，第60、61頁）

隋代東京城始建于大業元年（605年）。三月丁未，煬帝第二次下詔，命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十個月之后，東京城建設完工。大業五年（609年），改名“東都”。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該城最終被南下的金兵焚毀，存在時間長達523年。歷經隋唐兩代的苦心經營，洛陽城構筑起一個龐大、復雜的城市空間體系，包括城、苑、窟、墓四個組成部分。具體而言，城，是指外郭城垣范圍以內的部分，包括宮城、皇城及附屬小城，東城，含嘉倉城，外郭城；苑是指隋唐兩代的離宮別苑；窟，即指位于洛陽城南郊的龍門石窟；墓，是指洛陽郭城城垣之外四周面積廣大的隋唐墓地。

唐代詩人白居易在洛陽居住時間長達18年，上述四個區域的景致在其詩作中均有反映：

城：看雪尋花玩風月，洛陽城里七年閑。（《閑吟》）

苑：春風先發苑中梅，櫻杏桃梨次第開。（《春風》）

窟：龍門澗下濯塵纓，擬作閑人過此生。（《龍門下作》）

墓：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冢墓高嵯峨。（《浩歌行》）

“城”涵蓋宮城、皇城、東城、含嘉倉城及外郭城等由城垣圍繞的城市范圍（圖4）。這樣的劃分，既是社會等級制度在城市物質空間方面的反映，也與城市社會空間的分層相對應。宮城、皇城不是位于全城中央，而是偏居西北。有人說是因“下京城一等”，另有人說是西北方向代表乾卦，貴為乾位，或稱乾岡。宮城不僅是隋唐時期的政治中樞，而且是東都城內的核心空間。因為是皇帝辦公、起居之所，故防守嚴密，周圍有一些小城拱衛。其南北兩面分別為皇城，玄武、曜儀、圓璧三城，東臨含嘉倉城與東城，西有禁苑。宮城內的建筑布局，遵循前朝后寢規制，主體建筑沿中軸線自南向北分布，代表性建筑為明堂及位于其西北的天堂（圖5）。考古發掘出的重要遺址有宮城正南門應天門、宮城主體建筑明堂與天堂遺址。白居易《酬牛相公宮城早秋寓言見示兼呈夢得》云：“何人伴公醉，新月上宮城。”其中，“新月上宮城”一句，頗具畫面感。唐太和六年（832年）八月十日，白居易親臨俗稱“五鳳樓”的應天門城樓（圖6），登高南望，觸景生情，抒發對美好生活的真實感受，即興創作了一首《五鳳樓晚望》：

晴陽晚照濕煙銷，五鳳樓高天泬寥。野綠全經朝雨洗，林紅半被暮云燒。龍門翠黛眉相對，伊水黃金線一條。自入秋來風景好，就中最好是今朝。

圖4 隋唐洛陽城遺址平面實測圖（《隋唐洛陽城：1959-2001年考古發掘報告》第一冊，5頁）

圖5 復原重建的唐代宮城主體建筑明堂與天堂（霍宏偉攝影）

圖6 復原重建的隋唐洛陽宮城正門應天門（程永建攝影）

皇城位于宮城南面，是隋唐時期中央衙署及附屬機構的辦公重地。隋代洛陽皇城與東城設置五省、三臺、五監、十六府等官署，唐代則改為六省、九寺、十四衛府及十率府等，武周時期增置禮制建筑“左祖右社”，這是隋唐兩代皇城布局最大的不同之處。考古學者已發掘出皇城南面右掖門、唐右威衛府門、瀉口碾坊故址等遺址。外郭城亦稱為東都大城、羅城等。郭城基礎設施至今仍殘留部分遺跡，如城墻、城門及街道等。外郭城形制南寬北窄，東墻長7312米，南墻長7290米，西墻長6776米，北墻長6138米。隋唐時期的外郭城城門均為八座。經過考古發掘的有定鼎、長夏、永通等門址。郭城正門定鼎門，為唐代重要的地標性建筑，在白居易《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游龍門醉中狂歌》中，描寫了詩人以定鼎門為洛陽城的坐標點，向南秋游十八里的一段軼事：“南出鼎門十八里，莊店邐迤橋道平。不寒不熱好時節，鞍馬穩快衣衫輕。”

根據《河南志》的記載可知，外郭城里坊區的建筑性質各異，類型多樣。大致有衙署、寺觀祠廟、市肆作坊、住宅、園池、館驛、渠堰堤橋等七種類型。衙署分為中央與地方兩級，隋代數量極少，大多為唐代所置，分布于洛南里坊區的衙署數量大于洛北區，而在洛南，以定鼎門大街兩側里坊內分布的衙署數量最多。寺觀祠廟分為佛寺、道觀、胡寺祆祠、廟宇等，里坊區內約有唐代佛寺二十座，道觀十二座，波斯胡寺一座，祆祠三座，廟宇四座。從白居易的詩中可以看出，在洛陽城內寺院中，他登臨次數最多的是天宮寺中的樓閣，并談到了上閣原因，“天宮高閣上何頻，每上令人耳目新”。

最具代表性的文人宅第當屬白居易晚年居洛的履道坊宅第，其基本特點是住宅與園林融為一體，相映成趣。住宅的基本布局在其《池上篇并序》中有詳細描述：“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

1992-1993年，考古學者在洛陽市郊區安樂鄉獅子橋村東側發掘出白居易故居遺址（圖7）。履道坊西門即今獅子橋村東出口處，發掘地點在該坊西北隅，主要有住宅、園林、水渠及道路等遺跡，出土建筑構件、陶瓷器、銅器、鐵器、骨器等遺物。白氏住宅位于履道坊內西北角，是一處坐北朝南、有前后兩進院落的宅院。宅院內有一平面大致呈方形的中庭，東西5.5米、南北5.8米。東、西兩端由回廊與東、西廂房相連。回廊各長15.2米、寬3.2米；廂房東西對稱，各長約8.9米、殘寬4米。廂房往北又各連一段回廊，似與上房相接。由于破壞嚴重，上房布局、形制不明。自中庭向南約12.6米處，殘存一段踏步和散水，平面大致呈凸字形，為宅院的門庭基址。由此向南，為園林區，稱為“南園”（圖8）。履道坊遺址出土的白居易造石經幢殘塊上陰刻“開國男白居易造”七個字清晰可見（圖9），從而證明了該遺址確為履道坊白居易宅園遺址。在中國園林博物館中國古典園林廳內，特意設計、制作了“履道坊白居易宅園”場景復原（圖10）。唐會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卒于洛陽履道里第。十一月，葬于龍門香山如滿師塔側。此處成為詩人的歸宿之地，今于其墓地建有白園，以供后人憑吊、紀念這位唐代“詩魔”。

圖7 隋唐洛陽外郭城洛南里坊區詩人白居易履道坊故居遺址發掘現場鳥瞰（王閣供圖）

圖8 履道坊白居易宅園想象俯視圖（豆包AI生成）

圖9 唐白居易宅園遺址出土殘石經幢拓本（《隋唐洛陽城》第一冊）

圖10 中國園林博物館展廳內景（霍宏偉攝影）

“苑”主要指隋唐兩代的離宮別苑。離宮分為苑內型、城郊型及縣區型等三種類型，別苑即東都城西面的西苑，始建于隋大業元年，唐代有所改建。《大業雜記輯校》對隋西苑有詳細記述：大業“元年夏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周繞龍鱗渠。……苑內造山為海，周十余里，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上有通真觀、集靈臺、總仙宮，分在諸山。……海北有龍鱗渠，屈曲周繞十六院入海。”

唐代西苑的范圍有所減小。《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小字注云：“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周迴一百二十六里。”唐代西苑范圍縮減，有以下三點原因：第一，唐太宗嫌隋西苑面積太大，“隋舊苑，方二百二十九里一百三十八步。太宗嫌其廣，毀之以賜居人。”（《河南志·唐城闕古跡》，第136頁）第二，上陽宮建于西苑東部，占地面積較大。第三，百姓侵苑，盛唐時期，“秦新安谷水社，舊是苑內地，近被百姓并吞，將作數請入苑，百姓不伏。”（《全唐文》卷一七三，第1762頁）中晚唐時期，西苑內有面積廣大的土地閑置，兩位東都留守杜亞、顧少連先后鼓勵軍民開墾苑內荒地。2015年，在洛寧縣顧縣水庫至洛陽市區引水工程宜陽尋村鎮鎖營村地段，考古學者發掘、清理出隋唐洛陽城西苑水利設施遺跡、遺物，如東西對稱的堤石、密集分布的木樁、木板、板瓦等（圖11）。周維權先生在《中國古典園林史》一書中指出：隋代西苑“在設計規劃方面的成就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的建成標志著中國古典園林全盛期的到來”。由此可見，西苑在中國園林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圖11 洛陽宜陽縣鎖營村洛河攔水堤堰木樁遺跡（洛陽市考古研究院供圖）

“窟”是指位于隋唐洛陽城南郊、以龍門石窟為中心的龍門地區，東都城與龍門石窟的空間關系是“北南呼應，城窟一體”。這一地區范圍較大，各類文化遺存豐富，根據其性質的不同，分為石窟區、寺院區等。白居易晚年喜好佛學，與多位高僧大德關系密切，龍門一帶的石窟及寺院也是他經常拜謁之地。白公在龍門留下了諸多詩作，記錄下他的行蹤，如“水碧玉磷磷，龍門秋勝春。”（《同崔十八宿龍門》）“龍門澗下濯塵纓，擬作閑人過此生。”（《龍門下作》）（圖12）

圖12 從龍山東山眺望西山窟龕（霍宏偉攝影）

在龍門西山北端賓陽中洞與賓陽南洞之間，有一通摩崖石碑，即伊闕佛龕之碑。唐貞觀十五年（641年），魏王李泰為其母文德皇后長孫氏所刊刻。魏王李泰居住于洛陽城內洛南里坊區的道術坊，坊中有面積廣大的水池，曾為都城勝景，文獻中有所描述。《河南志·京城門坊街隅古跡》“道術坊”條注云：“唐貞觀中，并坊地以賜魏王泰。泰為池，彌廣數頃，號‘魏王池’。泰死，復立為道術坊，分給居人。”《河南志·唐城闕古跡》“魏王池”條注云：“與洛水隔堤。初建都，筑堤上雍下土水北流，余水停成此池。下與洛水潛通，深處至數頃，水鳥翔泳，荷芰翻復，為都城之勝地。貞觀中，以賜魏王泰，故號為魏王池。泰黜后，賜東宮，屬家令寺。”

龍門石窟賓陽南洞北壁鑿刻有河南縣思順坊老幼等造像記與佛造像。值得一提的是，在龍門石窟留存的唐代造像題記中，直接將洛陽城里坊名稱刻于題記標題之中的僅見于這一碑記。題記中所說的思順坊位于唐洛陽城洛南里坊區長夏門街之東、南市西側。《河南志·京城門坊街隅古跡》“思順坊”條注：“隋有諸葛穎宅。唐有楊纂宅，張嘉貞宅。”龍門石窟研究院藏唐天寶三載（744年）李夫人碑云：“遂舍歸釋典，洗心禪宗，將有為之，必空。……寢疾終于思順里之私第。……遂葬于龍門之原。”（洛陽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洛陽市志》第15卷《白馬寺·龍門石窟志》，第315-316頁）

“墓”是指隋唐洛陽城垣之外隋唐時期的大量墓地，多位于城郊及縣區。以位于城外北面的邙山最為著名，因歷代墳塋數量眾多（圖13），以至于“無臥牛之地”。白居易寫有多首與北邙山有關的詩歌，反映出生離死別之情，以及對于世間名利的淡然心態，如“何事不隨東洛水，誰家又葬北邙山”。（《清明日登老君閣望洛城贈韓道士》）洛陽隋墓可分為文帝與煬帝兩個時期。隋文帝時期，沿用漢魏故城作為洛州城，居民生活于該城內外，故墓地主要分布于漢魏城西一帶的邙山南麓，在城北也有少量隋墓。大業元年，煬帝于漢魏故城西十八里營建東京城，煬帝遷郭下居民入東京城。煬帝時期洛陽城址西移，漢魏城居民遷居東京，對墓地分布產生了一定影響。除繼續沿用漢魏城西的墓地外，還向西擴展，在距東京城較近的城北邙山開辟新的墓區。與隋墓相比，洛陽唐墓數量眾多，分布范圍廣泛，墓主人身份極其復雜。洛陽唐墓大致可以分為帝陵、皇室墓地、高級官吏家庭墓地、僧人道士墓、百濟與高麗人墓地、西域諸國居民墓地、宮人墓地、商人平民及奴婢墓地等八類。

圖13 位于洛陽邙山上的北魏宣武帝景陵封土（霍宏偉攝影）

“中國之中”展覽展出與隋唐洛陽城相關文物鑒賞

2025年12月至2026年3月，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中國之中：中原古代文明精粹”展覽，其第五單元為“中貫八方隋唐氣象”。展出與隋唐洛陽城遺址相關文物，大致可以分為建筑材料、金屬器、唐三彩、陶器與陶范、石墓志拓片五類。

第一，建筑材料。展出一件隋唐洛陽宮城遺址出土蓮花紋方磚（圖14），雍容華美，頗具大唐氣象，應是隋唐洛陽宮城二號庭院遺址1號房基慢道發掘出的蓮花紋方磚。（《隋唐洛陽城天堂遺址發掘報告》，圖版六一：1，74頁，圖三七：1）另有一件洛陽棉紡廠出土獸面紋磚，獸面面目猙獰，雙角高聳，獸口大張，1992年洛陽東郊熱電廠發現的唐代獸面紋磚陶范可以作為參考資料。（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東郊發現唐代瓦當范》，《文物》1995年第8期）

第二，金屬器，展出銀鋌一件、銅鏡兩面。銀鋌為隋唐洛陽宮城遺址出土楊國忠進奉銀鋌。1970年春季，在洛陽市金谷園路以東、塘沽路以北的化學制藥廠構筑地下管道，出土銀鋌兩件，銀餅一件。地點正位于隋唐宮城西北角。今展出的銀鋌正面有“楊國忠進”等銘文（圖15），背面有“天寶十二載十二月日”等銘文。全長30厘米，寬5.5厘米，厚0.9厘米，實測重量2055克。推測這件銀鋌應該與唐代天寶十四年（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密切相關。（蘇健：《洛陽隋唐宮城遺址中出土的銀鋌和銀餅》，《文物》1981年第4期）

圖14 隋唐洛陽宮城遺址出土蓮花紋方磚（清華藝博“中國之中”展覽展出，霍宏偉攝影）

圖15 隋唐洛陽宮城遺址出土楊國忠進奉銀鋌（清華藝博“中國之中”展覽展出，霍宏偉攝影）

洛陽新安縣磁澗鄉老井村征集唐代日月星辰八卦銅鏡，方鈕四隅銘文需跳讀，每格讀一字，合讀為“天地含象，日月貞明，寫規萬物，洞鑒百靈”，此類鏡少見。濟源市大峪水電站出土唐代盤龍鏡，與兩京地區唐墓所出盤龍鏡紋飾設計風格一致，應屬京畿地區遺物。

第三，唐三彩，展出數量較多。例如，洛陽郊區關林鎮洛南影院唐墓C7M5出土三彩武官俑，位于關林鎮的石油部一公司工地唐墓C7M72出土三彩天王俑與三彩馬。2002-2004年，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曾經在洛陽關林發掘唐墓61座。該墓地北距隋唐洛陽城南城墻約1.5公里。（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關林鎮唐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8年第4期）洛陽關林一帶也是唐墓分布較為密集的區域之一。展出一件洛陽龍門東山唐代景龍三年（709年）定遠將軍安菩夫婦合葬墓出土三彩騎馬俑（圖16）。這座墓是1981年在洛陽龍門啤酒廠工地發掘出來的，出土隨葬品129件。其中，三彩器50件，經粘接修整后復原。（程永建等主編：《洛陽龍門唐安菩夫婦墓》，科學出版社，2017年）這批三彩俑形體高大，類型多樣，組合完整，釉色鮮亮，堪稱洛陽唐三彩的典型代表。

圖16 洛陽龍門東山唐代景龍三年定遠將軍安菩墓出土三彩騎馬俑（清華藝博“中國之中”展覽展出，霍宏偉攝影）

展出洛陽洛龍區李樓鎮潘寨村唐墓C5M2371出土三彩馬、三彩盆、三彩罐各一件。該墓位于洛陽李樓鎮潘寨村岳洛路南側，于2019年7至8月由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進行搶救性發掘。該墓為豎井式長斜坡墓道單室土洞墓，由墓道、過洞、天井、壁龕、甬道、墓門、墓室等部分組成，出土隨葬品豐富，時代特征明顯，初步判斷為盛唐時期墓葬。出土遺物53件（組）。其中唐三彩13件，造型生動，色彩豐富，拓展了洛陽唐三彩的發現區域。（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陽洛龍區潘寨村唐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2年第4期）

第四，陶器與陶范。展出一件洛陽偃師區唐代恭陵哀皇后墓出土三牛紋三足陶罐，環繞罐外壁一周，描繪出三頭牛靜靜佇立的側面形象（圖17），可謂是陶器中的精品。洛陽市鐵路電務學校唐代燒窯出土武士俑陶范是未曾發表過的考古發掘資料（圖18），出土地點應該屬于隋唐洛陽城洛北里坊區的范圍內。雖然這一區域發現的燒窯遺址數量較多，卻普遍為燒制磚、瓦建筑材料類的燒窯，洛陽鐵路電務學校唐代燒窯出土武士俑陶范與洛陽關林唐墓C7M1267出土彩繪武士陶俑基本一致，由此推測唐代洛陽城內已能生產用于隨葬的陶俑，這一現象值得學術界關注。

圖17 洛陽偃師區唐代恭陵哀皇后墓出土三牛紋三足陶罐（清華藝博“中國之中”展覽展出，霍宏偉攝影）

圖18 洛陽市鐵路電務學校唐代燒窯遺址出土武士俑陶范（霍宏偉攝影）

第五，石墓志拓片。展出數量較多，尤其以洛陽偃師博物館藏偃師首陽山鎮唐墓出土書法家顏真卿書丹郭虛己墓志拓片最為引人注目（圖19）。其他所見均為洛陽新安縣千唐志齋收藏的唐代墓志拓片，志石為民國時期出土于洛陽邙山一帶的唐墓中，展出千唐志齋藏唐代書法家李邕墓志拓片最具代表性。因千唐志齋窯洞、天井及走廊墻壁上鑲嵌有唐代墓志石1100余方而得名，院內一座被稱為“蟄廬”的房屋大門兩側窗戶上方“誰非過客”“花是主人”刻石寓意深刻，撫今追昔，令人感慨萬端。

圖19 洛陽偃師博物館藏偃師首陽山鎮唐墓出土書法家顏真卿書丹郭虛己墓志拓片（清華藝博“中國之中”展覽展出，霍宏偉攝影）

結語

其一，2009年，我在四川大學答辯時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隋唐東都城空間布局之嬗變》。雖然我在論文中提出了“隋唐東都城空間體系”這一具有統攝全文的重要概念，研究重點卻在于抓轉折，著力于探討該城址空間布局的變化，述多論少，研究有一定的廣度而深度不夠。對于東都城與龍門石窟的空間關系問題，未做探究。由于當時我的學力所限，片面地認為：“龍門石窟屬于佛教考古學的研究范疇，本文一般不涉及有關石窟寺考古的內容。”

其二，自2009年本人畢業至今，歷經17年的摸索、思考與寫作，研究重點更加明確，將最終成果題目改為《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研究》，并相繼完成、發表了數篇個案研究論文，其中一篇為東都城與龍門石窟的空間關系問題，從而補齊了短板，構建起隋唐洛陽城“城、苑、窟、墓”四位一體的完整城市體系（圖20）。不僅充分反映了我在川大五年學到的考古研究八字方針“體系觀念，問題意識”，也契合了國博學術前輩孫機先生所提出的“由小見大，大中見全”研究原則。

圖20 《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研究》封面

其三，在都城考古研究整體觀的視野中，我們既要有問題意識，多做個案分析，也要有體系觀念，建立一個較為宏大、系統的知識體系。努力做到以體系為框架，以問題為中心，以變化為主線。要將社會空間，即社會史的研究方法與內容納入都城考古的視野之中。探討隋唐洛陽城的社會空間，是貫穿本書始終的一條主線。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說：“以物論史，透物見人。”就東都城而言，要透物見人，就是要透過都城外部形態構成的物質空間，去探尋生活在這座城市不同階層人群形成的社會空間。前者是載體，后者是前者變化的原因，兩者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