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程亞文】

“中國恐懼癥”（China fear syndrome），這不是歐美新近才患上的病，只是最近病得越來越嚴重。用網友的調侃來說：不提中國都不會說話了。

2026年5月，就在特朗普訪華期間，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的旗艦刊物《Foreign Affairs》罕見地同時刊發了三篇長文，作者分別是愛德華·費什曼、杰克·沙利文和羅伯特·萊特希澤，這三位分別代表了美國經濟戰略、國家安全和貿易政策領域的核心智囊。

三篇文章雖各有側重，卻共同構筑了一套系統化的對華經濟戰略框架：費什曼提出“惡減理論”，試圖精準識別并壓制中國的戰略弱點；沙利文將科技競爭鎖定為中美博弈的決定性戰場，升級了以聯盟體系圍堵中國的“小院高墻”戰略；萊特希澤則試圖為這套遏制戰略搭建一套可執行的全球經濟規則體系。

這三篇文章的集中發表，應該不僅僅是學術觀點的巧合匯合，它所傳遞的一個清晰信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新戰略共識已經形成，其核心邏輯已經從“改變中國”轉向了“遏制中國”。用文章中的話說，這是一場從“情緒化對抗”到“理性化遏制”的升級。

這套實際上意圖封堵中國的戰略，顯然表達的是美國的戰略自私，它有可能成功嗎？

美國對華政策背后不變的權力邏輯

三篇文章所呈現的，表面上看是一套精密的經濟戰方法論，但其底層邏輯并不新鮮。費什曼、沙利文和萊特希澤所做的，不過是用21世紀的語言，重新包裝了一個自1945年以來從未改變過的美國戰略信條：維持全球權力優勢，并消除任何可能挑戰這一優勢的潛在對手。

理解這一點，需要回到一個更長的歷史脈絡。

把時針撥回到1972年，當時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對華開放市場、實施技術合作、展開人文交流，中國被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這段“中美友好”時期，被很多人視為美國對華“善意”的體現。

然而，情感敘事的背后，隱藏的是冷峻的權力政治邏輯。上世紀70年代，美國之所以愿意向中國伸出橄欖枝，根本原因不在于“對華友好”，而在于需要借助中國的力量來應對蘇聯的戰略競爭。里根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一邊向中國開放合作，一邊發起“星球大戰”計劃全面壓制蘇聯，這兩者本質上服務于同一個目標：贏得冷戰，鞏固美國的全球霸權。

羅納德·里根和他的戰略導彈防御計劃（俗稱“星球大戰”計劃）登上《時代》雜志封面。 《時代》雜志

冷戰結束后，美國一度成為“新羅馬帝國”，其權力優勢達到了頂峰。在那段時期，繼續接納中國加入全球化體系，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因為中國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廣闊市場和可觀的資本回報，而美國則牢牢掌控著技術、金融和規則的主導權。全球化在那個階段對美國來說，是一場收益豐厚的棋局。

但美國的戰略精英們恐怕沒有想到，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有其自身邏輯。當源自美國的跨國公司大舉全球投資、其利益紛紛與海外市場關聯時，它們與“母國”美國的利益相關性也大大弱化，資本與政治（國家）由早期的協同共進轉變到后來資本利益與國家利益的背離，也使美國人對全球化的思潮出現了由擁護到反對的轉變。

同時，當中國的制造業產值超過美國、德國、日本的總和，中國在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領域開始與美國并跑甚至領跑，以及中國從全球化的參與者逐漸成長為規則塑造者時，全球化給大國位勢帶來的變化，已偏離美國推動這一輪全球化的初衷。

也正是基于此，近年來美國從全球化的推動者，變成了“逆全球化”的發起者；從接納中國加入體系，轉向推動與中國“脫鉤斷鏈”。從以往的“中美友好”到今天的“中美競爭”，主導中美關系逆轉的，乃是同一套權力邏輯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自然延伸，所想達成的都是維持“美國第一”的權力優勢。

費什曼的“惡減理論”將這一邏輯推到了極端，他將經濟相互依賴視為可以武器化的工具，將供應鏈轉化為戰略博弈的籌碼，將關稅、金融基礎設施、關鍵技術全部納入打壓對手的武器庫。沙利文則將科技競爭定義為“無限期馬拉松”，其“小院高墻”戰略的核心不是幫助美國變得更好，而是確保中國不會變得更好，用他自己的話說：“管制的真正目的不是阻止中國擁有芯片產業，而是延緩中國的崛起速度。”萊特希澤則直言不諱地宣告戰后自由貿易體系的“謊言”本質，試圖以“協調式碎片化”重構一個排除中國的全球經濟秩序。

這三篇文章所呈現的，是當前美國戰略精英階層對“如何維持霸權”這一問題的系統性回答。在這個回答中，中國不是合作伙伴，而是必須被遏制的戰略競爭者；全球化不是共同繁榮的平臺，而是可以被武器化的戰場；規則不是公共產品，而是服務于美國利益的工具。

英國也曾試圖封堵美國，但失敗了

美國今天的戰略設計師們似乎忘記了，他們自己的國家，曾經就是被封堵的對象。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剛剛獨立的美國從一個農業國向工業國艱難轉型。而當時的全球工業霸主英國，發動了一場系統性的、極其嚴苛的“技術封鎖戰”。其手段之周密、法律之嚴厲，絲毫不亞于今天美國對中國的所謂“小院高墻”。

英國封堵美國的第一道防線，是立法。1774年，英國議會通過法案，禁止紡織機械圖紙、模型和零部件出口；1781年、1785年法案進一步將蒸汽機、機床等納入管制；1799年又規定，任何人將機器或設計圖運往海外，將被處以相當于普通工人20年收入的罰款，并判處12個月徒刑。這些法律不僅針對實物，還禁止英國人向外國人傳授機械知識。美國駐英領事曾抱怨：“倫敦的技工學校甚至不允許美國學生旁聽基礎力學課程。”

第二道防線，是人才封鎖。英國政府清楚地知道，機器可以仿制，但熟練工匠的經驗難以替代。1785年《技工法》規定，任何紡織、鋼鐵、煤炭等行業的工匠若試圖移居美洲，必須獲得樞密院特別許可，違者將被剝奪公民權，所有財產歸國王所有。1803年，英國議會又通過了《旅客法》，進一步阻止工匠和產業工人移居美國。英國在主要港口部署特工，檢查出境旅客的行李和職業背景，僅1790-1810年間，利物浦港就攔截了超過300名疑似前往美國的技工。

第三道防線，是經濟與軍事壓制。英國對美國半成品和制成品征收歧視性關稅，同時向美國大量傾銷棉紡織品，其價格甚至低于美國本土生產原料的成本，這被英國商界稱為“用機器摧毀美國手工工場的戰略”。英國還利用《航海條例》限制美國商船貿易，并在拿破侖戰爭期間大規模攔截美國商船、強行征用美國水手。1812年戰爭中，英國海軍對美國海岸進行全面封鎖，甚至攻入華盛頓，焚燒了國會大廈和總統府。

英軍在1812年戰爭中縱火焚燒美國華盛頓國會大廈。

英國當年針對美國的封堵不可謂不嚴密、不狠厲。然而，這些措施最終不僅未能扼殺美國工業，反而催生了美國獨特的創新體系。

面對英國的嚴密封堵，美國采取了一套主動反擊的策略。

第一，技術間諜與逆向工程。美國政府將“獲取歐洲先進技術”視為國家發展的必要手段。1790年，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在《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中明確提出，政府應獎勵引入外國機械和技工的行為。此后，美國駐英、法、荷蘭等國的領事官員被賦予一項秘密任務：收集工業情報，購買最新機器圖紙，招募愿意移民的技術人員，甚至直接盜竊工業樣品。

最著名的案例是塞繆爾·斯萊特事件。斯萊特（Samuel Slater）是英國德比郡一家大型棉紡廠的學徒和監工，對當時最先進的水力紡紗機了如指掌。1789年，他使用化名并化裝成農場工人，避開英國特工的監視，登上開往紐約的輪船。抵達美國后，他僅憑記憶復制出英國的先進紡紗機，在羅德島州建立了美國第一座成功運行的水力棉紡廠。這座工廠標志著美國工業革命的真正開端，杰斐遜總統曾評價：“斯萊特從英國帶來的技術，比十個將軍取得的勝利都更加寶貴。”

類似的還有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爾（Francis Cabot Lowell），他在1810—1812年間以“游客”身份多次訪問英國曼徹斯特的紡織工廠，暗中默記了動力織布機的結構。回國后，他設計出美國本土的第一臺動力織布機，建立起擁有紡紗、織造全流程的“沃爾瑟姆體系”，使美國棉紡織業首次能夠與英國產品直接競爭。

第二，制度創新。1793年美國出臺《專利法》規定，申請人不必證明其發明是“原創”的，只要聲稱自己是“第一個將某項技術引入美國的人”，即可獲得專利權。這在客觀上為從英國“進口”技術提供了法律保護。歷史學家指出，美國早期專利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直接仿制或改進自英國技術。同時，美國在1816年和1828年兩次大幅提高工業制成品關稅，為本土工廠創造了生存空間。

英國對美國工業化的封堵持續了大約半個世紀，最終以失敗告終。原因有三：

第一，工業知識一旦形成，就難以完全禁錮于國境之內。技術會通過圖紙、記憶和人員的流動不斷擴散。英國可以封鎖機器出口，但無法封鎖人的大腦。

第二，美國擁有龐大的市場、豐富的資源和政治統一的優勢。政府能夠協調關稅、專利和基礎設施（如伊利運河）來培育本土工業。市場的規模決定了技術應用的空間，資源的豐裕降低了產業化的成本，政治的統一保證了戰略的連續性。

第三，封堵反而激發了被封鎖者的技術民族主義情緒。美國人更加愿意投入創新，伊萊·惠特尼的軋棉機和可互換零件系統，都超越了英國同期水平。

諷刺的是，正是英國的封鎖，迫使美國走上了一條不同于歐洲的工業化道路，使美國更加注重機械的標準化和自動化，更加依賴專利體系和政府扶持，也更快地完成了從“技術模仿者”到“原創創新者”的轉變。到19世紀中葉，美國不僅在棉紡織、軍工、農機等領域追上了英國，而且在鋼鐵、石油、電氣等新興行業開始領先。英國曾經極力封堵的對象，最終成為它最強勁的競爭對手。

1913年，美國福特汽車首創人類工業史上第一條流水生產線。 福特官網

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歷史的邏輯常常重現。今天美國對中國的封堵，與當年英國對美國實施技術封鎖的基本邏輯驚人相似，都是霸權國試圖通過封鎖維持自身優勢，遏制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但以往英國試圖封堵美國終告失敗的經歷也表明，一個大國對另一個大國的封堵，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它也許在短期內延緩對手的發展速度，但無法從根本上阻止其崛起；不僅如此，它還會激發被封鎖者更強的自主創新能力，使后者加速反超。

中國的結構性優勢將使外部封堵政策再次破功

如果說19世紀的美國突破英國封堵，靠的是市場規模、資源稟賦、政府創新和“后發學習+自主創新”的組合，那么今天的中國，在這些維度上不僅不遜于當年的美國，甚至在多個方面具有更強的結構性優勢。

一是超大規模市場所產生的需求側的不可替代性。費什曼在“惡減理論”中承認，中國的稀土加工、鋰電池、醫藥原料藥等領域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壟斷性供給能力，對美國構成了“戰略支點級惡減”。但他可能低估了另一面：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替代的“需求側惡減”。中國擁有14億人口、超過4億的中等收入群體，這是全球最大的單一消費市場。2025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超過50萬億元人民幣，接近美國零售市場規模，且增速遠高于美國。對于一個跨國公司來說，失去中國市場意味著失去全球最大的增量空間。這種市場規模的“不可替代性”，使得美國推動的“供應鏈去中國化”面臨巨大的商業阻力。

以半導體行業為例，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市場，占全球芯片需求的近40%。英偉達、英特爾、AMD等美國芯片巨頭，其在中國市場的收入往往占到總收入的20%至30%以上。當美國政府限制先進芯片對華出口時，這些企業損失的不僅是銷售收入，更是研發投入的回報基礎和創新迭代的速度。正如沙利文所說：“如果生產與關鍵技術不在掌控之中，設計領先就毫無意義。”同樣，如果市場不在掌控之中，技術領先的商業回報也無從談起。

從歷史比較的角度看，1820年美國人口約為1000萬，市場遠小于當時的英國。轉至今日，中國人口數量是美國的四倍多，市場規模的追趕速度遠超當年的美國，它為中國的技術自主創新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應用場景和成本攤薄能力。

二是中國具有完整的產業體系，保障了供應鏈韌性與自我循環能力。中國是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唯一擁有全部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的國家。這種產業體系的完整性，意味著中國具備極強的供應鏈韌性和自我循環能力。相比19世紀初的美國，后者曾經工業基礎薄弱，高度依賴英國的設備和中間品。當英國實施技術封鎖時，美國不得不從零開始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這個過程耗費了數十年時間。今天的中國已經在絕大多數制造業領域形成了從原材料到終端產品的完整產業鏈。即使在半導體等少數“卡脖子”領域，中國也已具備一定的自主能力和替代方案。

2019年，工業和信息化部表示，我國已成為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央視網

更重要的是，完整的產業體系帶來了一個關鍵優勢，那就是低成本的系統性和迭代速度的非對稱性。在中國，一個產品從設計到原型到量產的時間和成本，遠低于其他國家。這種“快速迭代、低成本試錯”的能力，使得中國在應用技術領域形成了獨特的競爭優勢。沙利文在文章中承認，中國“將生產規模、關鍵投入品的控制和產業落地能力置于國家戰略核心”，這正是中國產業體系優勢的制度化體現。

三是中國具有人口素質與工程師紅利，它為創新能力提供了結構性支撐。封堵能不能成功，最終取決于人。19世紀的美國能夠突破英國封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斯萊特、洛厄爾這樣一批“人腦走私”的技術人才。今天的中國已經擁有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工程師和科研人員隊伍，每年從中國高校里走出來的理工科畢業生超過400萬人，是美國、歐洲、日本的總和。根據2025年的數據，全球科研人員總數已突破2000萬，其中中國研發人員總量達605萬，首次超過歐盟（368萬）與美國（223萬）的總和，位居全球第一。在人工智能、5G、新能源、生物醫藥等前沿領域，中國的論文發表量和專利申請量均已位居世界前列。這種人口素質的結構性優勢，絕非短期的技術封鎖可以抵消。

與當年的美國總體來說是靠“偷師”英國技術起步相比，今天的中國已經在諸多領域進入了“無人區”。從量子通信到特高壓輸電，從高鐵到移動支付，中國不僅不是技術模仿者，還已成為技術規則的貢獻者和引領者。費什曼和沙利文都承認，中國在稀土加工、鋰電池、電動汽車等領域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壟斷”。這種創新能力的質變，使得封堵的邏輯從“阻止追趕”變成了“試圖超越一個已經開始領跑的對手”，其難度可想而知。

四是中國在資本與技術積累上十分充裕，為自主創新創造了良好物質基礎。“堵”能否成功，還取決于被封鎖者是否具備自主創新的物質條件。19世紀的美國，資本積累嚴重不足，高度依賴歐洲投資。當下中國情況完全不同，國民儲蓄率長期保持在40%以上，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外匯儲備規模超過3萬億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官方儲備持有國。這種資本積累的規模，意味著中國有充足的“彈藥”投入到基礎研究和應用開發中。2025年，中國全社會研發投入超過3.5萬億元人民幣，占GDP比重超過2.6%，總量僅次于美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戰略性領域，政府引導基金和產業資本的投入規模，是任何外部封鎖都難以抵消的。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形成了“基礎研究—應用開發—產業轉化”的完整創新鏈條。從實驗室的原創發現，到工廠的大規模生產，中國擁有全球最高效的轉化機制。美國可能在基礎研究上保持領先，但中國在技術轉化和規模化應用上的優勢，足以在商業和軍事領域形成實質性的競爭力。沙利文擔心的也正是這一點。

18、19世紀英國的封堵政策曾經激發美國的技術民族主義和自主創新，美國當前針對中國的封堵也正在產生同樣的效果。一個最近的例子是半導體領域。2018年美國對中興通訊實施禁運時，中國在高端芯片領域幾乎完全依賴進口。到2025年，中國已經在成熟制程領域實現了較高水平的自主可控，在先進制程領域也取得了關鍵突破。華為在被列入實體清單后，自研的麒麟芯片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躍遷；中芯國際在14nm、7nm制程上逐步縮小了與臺積電、三星的差距；長江存儲、長鑫存儲在存儲芯片領域實現了國產替代。這些進展，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壓力倒逼內部創新”的結果。

在中關村展示中心，新能源汽車分布式電子系統和芯片應用系統展示模型搭載展示了57顆國產芯片產品。 新華社

費什曼和沙利文的戰略設計忽略了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封堵的強度與被封鎖者的創新動力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過度的封堵往往會催生被封鎖者“背水一戰”的決心。中國在“兩彈一星”、高鐵、量子通信等領域的成功，已經反復驗證了這一點。

費什曼、沙利文和萊特希澤的文章，是美國對華戰略轉向“理性化遏制”的宣言。但歷史經驗和現實條件都表明，這套戰略的成功概率極低。不是因為美國的策略不夠精妙，而是因為封堵一個擁有14億人口、完整產業體系、強大創新能力和堅定發展決心的國家，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真正的戰略智慧，不在于如何更有效地封堵對手，而在于如何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找到合作與競爭的平衡點。美國可以繼續投入資源去打一場不可能贏的封堵戰，也可以選擇與中國在競爭中尋求合作、在合作中管控分歧。前一條路，歷史已經證明行不通；后一條路，需要超越霸權思維的想象力。

今天的全球經濟已經高度融合，創新不再是零和游戲，中國的技術進步，并不意味著美國的必然衰落；中國的市場擴大，可以成為美國企業的增長動力；兩國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人工智能治理等領域的合作，關乎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中美如何建立新共識和探索共存之道，才是兩國戰略家們更值得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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