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市場播報

　　美式資本主義與世界其他同類模式最核心的區別：崇尚個體，鼓勵冒險逐利。

　　美式資本主義根植杰斐遜主義理念，鼓勵競爭、釋放個體活力，由此形成區別于其他經濟體的獨特特質。

　　生于大蕭條時代的歷史學家戈登·伍德曾寫道：美式資本主義由美國民主孕育。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說，這套資本體系獨有的優勢，與美國的政治理想一脈相承。它向所有人敞開機遇之門，催生激烈市場競爭；允許才干沖破固化精英階層的壁壘，以財富作為激勵普通人奮斗的獎賞。

　　盡管這套準則的踐行程度時強時弱（20世紀前，女性基本被隔絕在商業與投票權之外），但其內核始終貫穿發展全程，讓美國資本主義有別于全球其他模式。尤其是經濟體系中深植的杰斐遜思想，使其天然以個體為核心導向。歐洲搭建完善社會福利網、興建高鐵；美國則遍布高速公路、遍地初創企業。

　　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這般鼓勵冒險；也正因如此，沒有哪個地方能孕育同等規模的創新。法律與文化共同塑造了這套資本體系，處處彰顯美國獨立革命精神。當年波士頓殖民地民眾高喊“無代表不納稅”廣為人知，卻少有人記得，《獨立宣言》還控訴英王喬治三世阻撓移民——從古至今，外來移民都是美國商業發展的核心動力。

　　民意能夠推翻既得利益階層，這也正是經濟學所說的“創造性破壞”。汽車淘汰馬車，大型主機取代打孔卡，隨后小型計算機、個人電腦、搜索引擎迭代更替，如今人工智能方興未艾，直到下一位創新者帶來新變革。所有產業顛覆浪潮，都率先發生在美國，權力更迭永無止境。

　　 完全依托市場運行，利弊共生

　　客觀來看，美式資本主義自帶民主制度顯而易見的缺陷：高度以市場為中心。市場變幻無常，完全由大眾需求主導，給出的評判標準時常荒誕。如今三枚比特幣的價格，近乎等同于美國普通家庭一套住宅的均價。

　　正如紐約前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所言，美國政壇魚龍混雜，充斥投機政客與欺詐之徒，僅有少數實干的政治家。資本市場亦是如此，充斥江湖販子、投機客、追夢人、題材概念股與金融騙子，只能交由后世分辨哪些投機具備真實價值。野心是奮斗的源動力。我的父親曾是企業律師，他常說：“沒有投機，就不會有鐵路。”

　　極致市場化讓美國資本交易屬性極強，普遍追逐短期收益。許多人投身金融衍生品研發，倘若放在市場管控更嚴的國家，他們本可能成為下一位居里夫人。

　　1884年，倫敦《旁觀者》雜志駐紐約記者記錄：“美國富豪肆無忌憚囤積居奇，仿佛毫無損失之憂；富家子弟把玩金融投機，只當昂貴消遣。英國人極度恐懼貧窮，法國人不堪窮困選擇自盡；而手握百萬財富的美國人，仍會放手一搏，追逐十倍收益。”

　　熱衷冒險是美國根深蒂固的特質。林肯總統當年就因黃金投機者打壓聯邦貨幣幣值大為震怒。19世紀法國政治學者埃米爾·布特米曾直言，美國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更像一家巨型商業公司，使命是勘探、開發本國廣袤土地并將其資本化。

　　多數社會對冒險者持懷疑、批判態度，而美國建國之初就化解了這種矛盾。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90年提議，聯邦政府平價兌付各州與大陸會議在獨立戰爭期間欠下的債務。時任國務卿托馬斯·杰斐遜與詹姆斯·麥迪遜強烈反對，尤其不愿兌付投機者手中低價收購的債券。弗吉尼亞州一派認為，投機者低價囤債、坐等暴利，遠不如當年參戰持債的老兵值得扶持。

　　漢密爾頓最終在國會贏得支持，他駁斥杰斐遜“投機必然毫無價值”的觀點：“在美國這樣新興國家，資本合理投入將大幅增值，創造遠超借貸利息的收益……大量資金會投入土地開發、運河、公路、制造業與商貿全新項目。”

　　倘若當年辯論結果反轉，便不會有如今的美國。單純禁止所謂“無意義投機”，同時也會扼殺具備社會價值的風險投資。

　　 財富向全民流動

　　漢密爾頓債務方案落地后，美國早期經濟趨近杰斐遜追求的平等理想。彼時最核心的經濟紅利，是廣袤的閑置土地。移民僅憑遷居就能改善生活（遷徙路途雖充滿艱辛）。不同于歐洲，普通人無需依附貴族與特權階層，就能置辦土地、拜師學藝。

　　由此催生高度平民化的經濟格局：國民多為自耕農、小型作坊主、皮貨商、硝石從業者、運河修建者、酒館店主、工匠與商人。談及白人階層貧富差距微小，杰斐遜感慨：“還有哪種社會形態比這更理想？”

　　華盛頓首位傳記作家、牧師威姆斯鄙夷歐洲唯利是圖的壟斷貴族，稱在美國人人都能輕易置辦產業，“財富流向每一個普通人”。這番話，正是美國夢最早的完整表述。

　　普通人能夠突破出身階層，是美國獨有的特質，由此催生大量勵志奮斗文學。平等無法被保證，但機遇人人可得。倘若費城、波士頓階層固化，廣袤西部土地會不斷向外轉移發展機遇；但這一過程，也逐步侵蝕了原住民文明。或許正如美國人所信奉，遠赴新大陸的移民本身更具野心；本土民眾也孕育出極致崇尚個體的文化。丹尼爾·韋伯斯特說：“我們的制度，以獨立個體為起點。”

　　社會階層流動的不確定性，令開國元勛憂心忡忡。他們原本設想建立古典共和政體，而非自由放任的商業集市。源源不斷的外來移民帶來動蕩，削弱傳統精英的長久統治。律師戴維·達德利·菲爾德1844年感慨，法律行業擠滿奔波躁動的從業者，仿佛新生一代人徹底取代舊階層。

　　商業文化崛起，配套法律同步完善。早期企業特許經營權需州議會審批，就連離婚都要立法機構專項許可。1811年紐約州出臺制造業通用公司法，各州紛紛效仿；1838年紐約進一步推出自由銀行法案，徹底廢除議會特許審批制。

　　其社會影響深遠：過去由政府授予資質的商業創業，自此交由普通人主導。任何人滿足基礎法律要求，就能注冊有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制度是企業融資的核心保障。

　　早期企業透明度普遍不高，但美式社會開放包容的特質，后來催生了企業信息披露制度這一美國獨創規則。1833年國會廢除債務人監獄；寬松破產法卸下創業者的枷鎖。允許失敗，才真正包容成功，美國資本流動性遠超他國。如今，本國法律體系對契約神圣性的完善保護，是美國獨有的競爭優勢。

　　各州議會同步推進公立教育建設，唯有教育普及，機遇才不會淪為空談。當然，為他人子女征稅也曾遭遇大量反對。賓夕法尼亞議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抱怨：“改良生豬品種的法案都更容易通過，完善國民教育卻舉步維艱。”即便如此，19世紀50年代起，美國國民識字率大幅領先世界各國。

　　 奴隸制與貧富分化：無法回避的污點

　　資本主義普惠機遇存在一道恥辱的例外——奴隸制。部分修正派歷史學家提出一種觀點：奴隸制是美式資本主義根基，是美國繁榮的源頭。這套論調，反倒和當年南方種植園主的宣傳口徑不謀而合，彼時他們刻意夸大北方與歐洲對棉花種植園的依賴。

　　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詹姆斯·哈蒙德曾宣稱“棉花為王，無人敢向南方開戰”，但事實證明他大錯特錯。南方種植園經濟恰恰是美式資本主義的反面。種植園主酷似沙特老牌石油貴族（直到后者開啟產業多元化），他們抗拒發展，制造業、鐵路、農業技術革新全面落后。

　　相較北方，南方階層極度固化，底層白人生活困苦是當地不愿提及的秘密。奴隸主抵觸普及教育，擔心民眾覺醒、沖擊等級秩序。1671年弗吉尼亞總督威廉·伯克利直言：“感謝上帝，弗吉尼亞沒有公立學校，也沒有印刷產業。”

　　主張奴隸制為核心根基的修正史學，無法解釋兩點：為何其他奴隸制國家從未取得美國這般繁榮；為何廢除奴隸制后，美國迎來一輪高速經濟增長。

　　貧富分化是美式資本主義長期存在的短板。建國前一百年，貧富差距并不突出：廉價土地為底層民眾提供脫貧出路，進口商品壓低鋼鐵、紡織等基礎物資價格。內戰結束后高額關稅催生壟斷托拉斯，鐵路貫通全國，西部土地紅利消失，底層工人涌入城市貧民窟。

　　初代超級富豪“強盜大亨”，至今仍敗壞美國商界形象。熱播劇集《鍍金時代》刻板塑造所有商界巨頭貪婪無德；西奧多·德萊塞《金融家》、湯姆·沃爾夫《虛榮的篝火》等經典著作，也讓讀者誤以為美國資本市場充斥奸商。

　　美國體系對成功者的獎勵有時走向極端。2022年馬斯克僅持有特斯拉八分之一股權，本就具備充足激勵，公司仍額外發放230億美元獎金，只為挽留其繼續任職兩年。

　　第一輪嚴重貧富分化，最終依靠反壟斷訴訟、進步法案、一戰與大蕭條緩解（部分縮小差距的手段，副作用甚至大于問題本身）。

　　如今第二輪貧富分化愈演愈烈。美式資本主義依舊競爭激烈、生產效率出眾，歷經無數唱衰預言仍韌性十足，但財富鴻溝持續存在。20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貧富差距大幅擴張，至今居高不下。1979年收入前1%群體占據全國總收入10%，如今突破20%。稅收與社會福利小幅抹平差距，2022年頂層1%人群稅后收入仍占全國19%。高端人才市場的薪資分化空前嚴重。

　　歐洲貧富差距更小，但整體經濟水平更低。美國最貧困的阿肯色州，人均收入仍高于德國；全美人均收入比歐洲整體高出84%。即便按購買力平價調整，美國就業率、人均住房面積、家電保有量、外出餐飲消費均全面領先，差距十分明顯。

　　但存在短板：美式體系對底層群體保障不足。收入分位墊底10%的美國人，年收入僅1.9萬美元。歐洲依托完善公共福利緩解貧困，底層民眾預期壽命與高收入群體差距遠小于美國。

　　正如韋伯斯特所言，美國一切制度以個體為核心，資本體系尤其側重為創業者輸送資金。去年美國新增企業注冊申請達550萬份，平均每24戶家庭就誕生一家新公司。

　　一位資深投資人坦言：“95%互聯網創新誕生在美國，背后邏輯值得深思。”成功激勵機制形成良性循環，全球頂尖人才涌入本國高校，持續培育新一代創新力量。但頂層財富分配也出現失衡：馬斯克手握巨額股權之外，仍獲得天價留任獎金。

　　美式資本主義時常讓底層民眾失望。2014年底特律衰敗景象便是例證。

　　其他國家并未秉持美國核心邏輯：商業首要作用是實現個體財富積累。歐洲監管體系繁雜，普遍認定企業首要承擔社會責任，高額稅收抹平個人成功收益，多數歐洲國家還對股票交易征稅。法規側重保護傳統成熟行業從業者，顛覆性創新阻力重重。

　　2008至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收購銀行股權被視作特殊應急手段；海外國家卻習以為常。德國工會在企業董事會擁有話語權，政府救助困難企業被視為常態；法國多家國有機構參股81家企業，覆蓋媒體、制造全行業。以上模式，均依靠非市場力量干預企業經營，和美國體系截然不同。

　　 沒有永恒的“美國例外論”

　　美國獨有的經濟優勢并非永久不變，也絕非不可撼動，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印證這一點。政府計劃向經營困頓、曾代表本土創業精神的英特爾注資持股10%，這套操作讓美式模式趨近法、俄式國家管控經濟。特朗普還揚言推出更多國有參股項目，對傳統美式自由市場體系構成巨大挑戰。

　　左右兩派都懷念二戰后的經濟時代：彼時政府調控力度更強，經濟高速增長、貧富差距更小。但當年諸多條件無法復刻：二戰摧毀海外工業強國，亞洲制造業尚未崛起，美國獨享全球市場；高關稅隔絕海外資本與商品，移民規模受限。即便重建貿易壁壘，布雷頓森林匯率體系、跨境資本流動管控等機制也無法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本是為解決戰前經濟動蕩、固化各國經濟格局設立，隨著歐洲、日本重建，這套體系徹底瓦解。

　　回望那段被美化的黃金年代，其內核恰恰背離杰斐遜自由理念。歷史學家伍德形容早期美國商業：“無人掌控，自由生長”，充滿民主活力。戰后美國卻由大企業、大型工會、強政府三方牢牢束縛。經濟產能充足，但產業格局僵化。1955年營收榜單頭部企業為通用汽車、埃克森、美國鋼鐵、通用電氣；十五年后榜單幾乎沒有變動。

　　美國頂尖科學家大多供職大型企業實驗室，而非初創公司；企業高管依托關稅保護國內行業壟斷（汽車、鋼鐵尤為突出），董事會成員多來自同一圈層的上流俱樂部。缺乏市場競爭壓力，企業反應遲緩。全民標配黑色座機，百貨商品加價嚴重。這套模式最終走向衰落，美股長達17年熊市。如今被懷念的本土制造業，在豐田汽車登陸美國港口后暴露全部短板，創新只能依靠輟學創業者重新激活。

　　當下美式資本主義，仍未能妥善解決底層民生與公立教育短板——二者本是政府核心職責。但其重新找回了獨有的核心競爭力：普惠的發展機遇。